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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第5页）

也就是说，在红军留驻遵义期间，不仅是薛岳所部进行整备的机会，而且也是他制定新的“围剿”

红军计划的最佳时间。

因此，坐镇南京的蒋介石再次走进作战室，独自一人驻步悬挂作战地图的大墙下边，望着那标有不同的作战符号的地图出神……

蒋介石就像所有军事家那样，在制定作战计划，尤其是带有全局性的战略会战计划的时候，还是要再三权衡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及在未来交战期间可能发生的变化的。

当时在一般将领看来，红军一旦撤出遵义后的行动不外乎三种可能：一是出遵义北上，“通过赤水趁四川刘湘的兵力尚未集结之前，由赤水直趋长江边，从泸州、叙永地区，渡过长江，另辟川西南战场，策应川北红军，或继续北上与红四方面军张国焘、徐向前部主力会师；一是渡过赤水向川滇边穿越凉山西上，绕道滇北经西康间道入松（潘）、懋（功），支持红四方面军，背靠康藏建立根据地，赤化四川，然后进图西北；一是进入川康不易，入滇另辟战场，而多民族地区也不易发展，最后仍是回转在乌江以北、长江以南地区，东与贺龙、萧克部会合，此策就红军而言虽可暂安一时，但出路不大”

。

接着，蒋介石发电质询薛岳、陈诚、龙云、刘湘等有关的将领和封疆大吏，问其想法。

不久，他得到如下回复：

“薛岳认为红军入滇入川均有可能，在贵州久居公算小；如再东下回湘，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贵州不比江西，遍地穷山恶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久居不宜。

陈诚则认为红军图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回湘与贺龙会合，在战略上是必然的腹案；就目前而言，川滇地接边陲，蒋介石早有决策不足为虑，最应注意者是东行，因东行与贺、萧会合，‘追剿’比较困难，影响也较大。”

对此，蒋介石只是微微地点点头。

不久，他又从薛岳处获悉云南王龙云的真实看法：

“龙云认为红军多江西客，除朱德、罗炳辉在滇军做过事外，余多不熟地方民情；云南民情较为悍且有组织，地接边陲，想在此生根不易；此次入滇，过路是上策，想久居是下策。”

蒋介石认为龙云说得在理。

但是，作为军事家，尤其是从所谓歼灭红军的战略意图出发，不但要打破龙云的这种侥幸心理，而且还要从全局着想——绝不允许西边成为红军逃逸的缺口。

由此，他又想到了湖南，也绝不允许何键存有这样的想法：“进剿”

中央红军的任务完成了，我的对手是红二、六军团。

为此，他于元月十四日给龙云、何键发了如下这通电文：

绥密。

据甫澄（刘湘）真午电节称：现因陈蔡两师（实为陈万仞师）调移江津，酉（阳）、秀（山）防务空虚，请速令郭（汝栋）、罗（启疆）两部克日出动，接防酉、秀，并饬滇军兼程到毕节增援，用达歼灭该匪于黔北之目的。

等语。

钸志舟（龙云）兄饬所部兼程开赴毕节堵截。

芸樵（何键）兄转催沅江流域部队迅速进至酉、秀为要。

与此同时，他从于元月十二日在重庆就任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处获悉：“当黔军师长侯之担，弃城不守，匪遂据而组织各级伪机关，加紧地方匪化。

遵义当川、黔交通要冲，为黔北一大市场，其重要仅亚于贵阳，一旦失陷，重庆为之震动。

刘湘前往南京，委员长曾谕其负责专以全力剿办徐匪，至朱毛西窜，则由中央处理；故于川南，未加部署，且无兵布防。”

故刘湘等人惶恐不安。

另，他又从薛岳处获悉：“刘湘认为红军必入川与张（国焘）、徐（向前）红四方面军会合，以再下川南渡江，公算最大；因朱德、刘伯承、聂荣臻是四川人，对川军有关系，尤以刘伯承过去在泸州很熟，此次既入黔北，不会再回湘，如要与贺龙合股就不会入贵州。”

因此，他急切盼望南京阻红军北上入川。

蒋介石感到刘湘的担心不无道理，遂电令贺国光拿出稳住川局办法的同时，立即组织川军，防堵红军北渡长江。

贺国光为稳住川局，首先通电严惩弃遵义逃至重庆的黔军师长侯之担：“查侯之担迭失要隘，竟敢潜来渝城，已将其先行看管，听候核办。

该部善后事宜，已由刘总司令湘负责处理，以俟复电到渝，再行奉闻。”

接着，他又与刘湘分析所谓“敌情”

，结论是：“当时判断匪之行动，以向泸县、宜宾西窜，是其上策；东窜酉、秀、黔、彭，图渡奉节、万县，与徐（向前）匪会合，是其中策；直犯重庆，是其下策，则为我军聚歼良机。”

针对川南—长江两岸无兵布防，“国光乃与刘湘计划防堵，抽调三十个团兵力，以潘文华为川南剿匪军总指挥，驻泸县负责堵剿。”

为防红军“东西突窜，并压迫于川江南岸聚歼之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