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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1页）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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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批判主义从五四精神那里继承和发扬的最主要有如下三点：

第一，首先是怀疑和批判的精神。

这是新批判主义之所以称为新“批判”

主义的原因。

现今人们一提五四对传统的“批判”

，总以为是一种“情绪化”

的过激冲动，其实当时是有非常冷静的思考的，它可以用胡适提出的三条标准为代表：

1.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2.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的吗？”

3.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却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

[1]

可以看出，这三条标准归结为一点，就是要以“现在”

“今日”

和“我”

当下的处境为标准，去对一切传统进行毫不含糊的“价值重估”

。

这也正是鲁迅所谓“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2]的意思。

当然，这种价值重估并不是、实际上也没有导致毁灭一切传统典籍（如后来“文革”

所做的那样），而恰好为胡适大力倡导的“整理国故”

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动力[3]。

换言之，胡适的“整理”

就是清理、批判的意思，它的前提是一种普遍的怀疑精神、“疑古”

精神；但这种怀疑又不是为后人诟病的“虚无主义”

，而是立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现实处境，为人的生存寻求新的出路，包括为传统研究方法寻求新的出路。

胡适为现代人研究古代传统在方法论和许多具体考证上立下的汗马功劳，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