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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进制以最初只有九个数字的规模,在黑暗的时代开启了其世界性的伟业。
许多文化——中国、埃及和希腊——都知道如何实现十进制。
毕竟,十根手指是人类常用的数数道具。
但是还需要精巧的换算人来帮助这个系统发挥其全部潜力。
在东方,这个角色就由印度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婆罗摩笈多(Brahmagupta,598—665)肩负起来,他是数字“0”
的发明者。
这一发明取得了空前的学术成就:既是代表虚无的符号,同时又隐含着无限!
当阿拉伯的科学行至顶峰之时,拉丁欧洲的古代又身在何处?在这里,传统的潮流变得涓细,虽未完全枯竭。
经典作品更多是作为教科书,而不是作为学术论证的激励素材。
当女牧师赫罗斯维塔(Hrotsvith)在她的甘德斯海姆修道院内用泰伦提乌斯的喜剧风格创作阅读书斋剧(Lesedramen)[45]时,却并不是出于对这位诗人的文学艺术的热爱——对这位诗人来说,人身上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而是出于对其剧作里松懈的道德所感到的切实沮丧。
在诗人维克多·冯·舍费尔(ViScheffel,1826—1886)那里,人们至少描绘出一个修道院的故事场景,好比圣加仑僧侣埃克哈德(Ekkehard)与美丽的施瓦本公爵夫人海德薇(Hadwig)一起在霍亨特维尔研读维吉尔的作品,而此刻的黑高(Hegau)则和博登湖一起陷于雾霾中的晚霞。
维罗纳的柳特普兰德(LiutprandvonVerona)与众不同,他会说希腊语,通晓拉丁语经典作品,作为奥托二世(OttoⅡ,973—983年在位)的大使,他住在拜占庭,其关于拜占庭的报告却满是讽刺的描述,已经偏离了文档记载的范畴。
然而,拜占庭与拉丁欧洲之间的关系仍然密切。
帝国城市的文化闪耀了数百年,覆盖到大陆边缘。
紫色的丝绸、象牙雕刻、书籍插图、风俗礼仪、雕像以及教堂建筑都在提醒它的存在。
教皇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职责由一个常驻教皇使节(apocrisiar)。
在奥托王朝的统治下,人们所知道的关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知识少之又少,几乎不足以支撑称之为“奥托尼亚文艺复兴”
。
但一个叫作冈佐(Gunzo)的意大利执事的努力被记录了下来。
从撒路斯提乌斯、维吉尔、贺拉斯到尤维纳利斯,再到柏拉图的《蒂迈欧篇》以及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他似乎为奥托一世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经典书目图书馆。
即使是声名远播的奥托尼亚式书籍插图,也只对古希腊罗马时期浅尝辄止。
然而在奥托尼亚帝国的北部却可以看到对古希腊罗马时期形式的反映。
主教希尔德斯海姆的伯恩沃德(BernwardvonHildesheim,约960—1022)非常了解罗马,他下令建造一个青铜柱,这不禁令人怀想起古代的胜利柱——虽仅限于形式上的相似。
它上面的雕塑描绘了耶稣生平的场景。
甚至我们之前已经提到的皇帝奥托三世的老师和顾问欧里亚克的热贝尔,都不足以被视作奥托尼亚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见证。
他所了解的古代不过是加洛林王朝的宫廷文化。
他学习和教授的东西仍然仅限于自由七艺的课程。
尽管如此,他依然作为知识的传承者而颇具意义。
在十字军东征那个躁动的时代,格伯特(Gerbert)被看作浮士德博士那样的人——一个据说拥有金属脑袋,只懂得用“是”
和“否”
来回答问题的巫师。
还有人说,他曾在异乡居留,去过科尔多瓦、塞维利亚,甚至一路行至摩洛哥,以掌握巫术。
据说圣彼得宝座就是他在女妖的帮助下完成的,而根据另一种传说,是通过与魔鬼玩骰子游戏获胜赢来的。
实际上,他对占星术很感兴趣。
因此,他给自己买了一份《占星术》(Deastrologia)的手抄本,这是以马库斯·马尼留斯(Marilius)的名义所写的一首古老的教育诗。
格伯特到异乡旅行的传言背后,据说是巴塞罗那公爵伯瑞尔二世(BorrellⅡ)的推动,使他得以在深受阿拉伯和拜占庭文化影响的加泰罗尼亚学习。
很可能就是在那里,他了解到自古代以来就几乎被人遗忘的“算盘”
技艺。
他也提及了阿拉伯数字,尽管只有九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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