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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宗教改革（第13页）

无论怎么选择，都会带来惊人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他们或者进行强有力的改革——或者相反，他们愿与皇帝结盟，但皇帝必须给予他们同样的报答。

反之，他们也一直认为路德运动已经自行瓦解。

在维滕贝格和苏黎世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教条差异，争议的原因是对圣餐的不同观点。

路德宗认为，根据基督之言，面包和酒实际上就是享用他的血肉，而茨温利熟读柏拉图教义，物质对他来说什么都不是，他把圣餐仅仅看作象征性地表达忏悔。

他们唯一一致的是拒绝天主教理念，即圣体可以神奇地转变为另一种物质。

路德和茨温利等人都参加了马尔堡的一次宗教讨论，最终还是没有结果。

因此，除了路德宗的“告白书”

，帝国议会上还出现了茨温利个人的信仰声明以及林道、康斯坦茨、梅明根和斯特拉斯堡等帝国直辖市的宗教自白。

皇帝和帝国议会大多数人都重新转向《沃尔姆斯敕令》的严苛处理方式，并将证词视为异端邪说。

现在，帝国已经注意到了这群新教徒，令他们处在威胁中。

连皇帝也希望一次宗教会议就能带来和睦相处，可惜希望渺茫。

但是在当时和后来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宗教追求的是绝对的、永恒的东西，通常不会在教条问题上领会妥协的艺术。

在圣餐的争论中终于涉及一个千年问题：关于上帝本质的问题。

为了保护他们认为的真理，神学家们自己也置宗教改革的统一性于不顾。

在德国，走瑞士路子的时机还不成熟。

战争的第一步意味着新教王侯和城市结为“施马尔卡尔登联盟”

，其政治目的是阻挡哈布斯堡的霸权，从而捍卫自己已经取得的宗教改革成果。

由于皇帝需要帝国出手相助，共同对抗奥斯曼帝国，并希望让他的弟弟斐迪南一世成为继承人，所以并没想对路德宗动武。

但很明显的是，强权政治和信仰问题正在成为一个难解之结。

在许多方面，路德的维滕贝格的规定都为教会的具体构架树立了榜样。

在新教地区，旧的祈祷方式让位于圣体圣事的魔法剧，在庆祝活动中沿袭拉丁式的规定和言谈方式，虽然也有祈祷和唱诗，但重点是以德语布道。

与路德最初的意图不同，国家和城市市政府在所有宗教事务，特别是在神职人员的授职仪式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取代了教会的地位。

主教不再出席等级会议。

新引入的“公共钱柜”

——铁质柜子——装满了被没收的教会财产的收益，这些钱被用来支付牧师的薪水、支援教区的开支，并用来救济穷人——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

但筹集的资金一般都进了当权者的腰包。

宗教改革覆盖了中小学和大学，影响了家庭与婚姻生活。

很快，新教的意象世界、赞美诗和宗教建筑等新的文化环境出现了，这些都是因为礼拜仪式的变化和对布道的重视。

德语版《圣经》的书写准则以及路德在奥格斯堡帝国议会之前就撰写的两份教理问答都激发了人们阅读的兴趣，从而鼓励人们识字。

宗教改革还与纸张、眼镜和凸版印刷相互作用。

非文盲的人数大幅增加，特别是在新教国家。

随着宗教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更好的教育，这意味着欧洲出现了现代化和宗教的多元化，连宗教改革的导火索路德都为之震惊。

游**的牧师穿越德国和欧洲，继续推广改革思想。

有些人，比如路德本人，大肆渲染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并要求转变。

先知们一个个站出来，描述他们看到的幻象。

他们想要更彻底地进行净化，比国家同盟和路德宗或茨温利派还要彻底。

一位特别著名的“绝对派的梦想家”

是来自施瓦本的皮衣工人梅尔基奥尔·霍夫曼（Melann），他曾在波罗的海国家、瑞典、德国北部和尼德兰工作。

他最初是路德的信众，后来发展成一个激进的再洗礼派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