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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宗教改革（第17页）

意大利的贵族、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与教廷联系最为紧密——这是因为通过裙带关系、受俸神职或者司库大臣分发给他们的金钱，他们没有任何兴趣要将教廷变成一个虔诚的、苦行僧式的修道院。

当深受“现代虔诚派”

影响的荷兰人哈德良六世（HadrianⅥ，1522—1523年在位）试图严厉打击买卖圣职和裙带关系，也不过是命人宣读了对教皇罪过的忏悔书，为他喝彩的人寥寥无几。

罗马人聚集在帕斯奎诺雕像——罗马市中心一尊古老的躯干雕像——前表达对这位北方来的嘟嘟囔囔的教皇的愤怒，人们平日里也会在这里粘贴字条，经常挑衅式地对政治事件评头论足。

人们只忍受了他一年的教诲，之后他就被召唤到上帝的怀抱，意大利终于可以喘息。

在地方宗教会议和教团内部，改革热情不减，其中包括新成立的教团修会，即所谓的德亚底安修会。

彼得罗·本博的职业生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让我们看到教廷与文化的衷心结盟，几乎有些可怕。

在费拉拉和乌尔比诺工作多年后，我们发现他为教廷服务，并且还拥有很多受俸神职。

为了从虔诚的哈德良教皇那里挽留这些俸禄，他很快就承诺遵守修会誓约。

尽管如此，他仍然和一个女人藕断丝连。

这个女人虽然与另一个人结婚，却给本博生了三个孩子。

作为作家，他也硕果累累，他创作十四行诗、书写优雅的信件和威尼斯历史，讲述了1487—1513年的故事。

他喜爱古典和神圣之物，把圣母玛利亚比作“闪闪发光的仙女”

。

尽管他的生活不是完全遵循神圣的规定，1539年他还是被提升为枢机主教。

这样一位教会高层对神学问题兴趣不大，对路德完全没有兴趣，这一点也不奇怪。

除此之外，还有压制。

因此，许多人伪装他们的宗教倾向，他们被称为“尼哥底母”

[28]。

有些人被迫逃离。

1525年出生于翁布里亚的彼得罗·比扎里（PietroBizzarri）想要通过历史学家的身份保命，却被英国国王当作间谍。

他曾在热那亚、萨克森、奥格斯堡、安特卫普和海牙等地露面。

1586年后，他销声匿迹。

有些人不得不为他们“异端”

的观点付出生命的代价，其中包括罗马教廷掌印官皮耶罗·卡内塞奇（Pieroesecchi）。

当他1567年在罗马登上火刑架时，据说他穿着纯白的衬衫，戴着白手套，如同一场宗教热情对民间人文主义的处决。

卡内塞奇在那不勒斯加入了一群固执任性之人中，他们簇拥在胡安·德·巴尔德斯（JuandeValdés，1490—1541）身边。

这个卡斯蒂利亚人受他的故乡西班牙的一场思想运动的影响，在那里被称为“光照派”

（Alumbrados）[29]运动。

早在中世纪晚期，我们就已经遇到过类似这种“光照派”

的虔诚组织。

人们希望过着充满爱的谦卑生活，勤奋地阅读《圣经》，和神秘主义者约翰内斯·陶勒尔一样在自己内心寻求上帝。

伊拉斯谟和路德神学的思想带来心灵的亲和力，也与柏拉图的哲学有关。

由于改革进展，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更加严酷——约有130名“光照派”

成员被处死——巴尔德斯本人也避居到依旧宁静的总督辖区那不勒斯。

因为他的孪生兄弟阿方索（AlfonsodeValdés）是查理五世的亲信，巴尔德斯本人受到严密保护，而他圈子里的其他成员与比扎里一样，不得不在半个欧洲大陆辗转逃亡。

他们当中包括前嘉布遣会将军贝尔纳迪诺·奥齐诺（BernardinoOo，1487—1564）和遵循奥古斯丁学说的修士彼得·马蒂尔·菲密格理（Pietrli，1499—1562），后者也在教团担任高级职位，两人后来都参与了宗教改革。

菲密格理在苏黎世找到了停留之地，而奥齐诺在那里也引发了反感，不得不向摩拉维亚的奥斯特里茨行进，结果在途中死于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