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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第2页）

那时，大脑第一次有了书面记载，而且根据现代对古埃及医学的分析，解剖生理学在当时的心脑血管系统研究中具有中心地位。

其实，在其他古代文明中，这种首要地位也有迹可循：在希腊文明中，自5世纪起，人们便把大脑看作是最重要的器官。

希波克拉底在他的著作中，曾宣称大脑是身体信号的唯一诠释者与信使。

而在这部作品问世之前，早已有部分生理学家开始关注大脑这一器官。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当两个重要器官——心脏与大脑并驾齐驱之时，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在选择上出现分歧，为人们指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研究方向。

需要注意的是，二人所描述的大脑也不尽相同，几乎全然对立。

由于那时存在对尸体的禁忌，人们只能将动物作为直接研究对象，并基于相关研究得出结论。

没过多久，在托勒密王国的雄伟首都亚历山大港，尸体解剖和活体解剖获得许可。

从此，医生对神经系统有了新的认识。

但是由于“罗马法”

的存在，盖伦（Galeno）[5]仍然不能通过解剖人体进行研究。

但在公元2世纪下半叶，他建立了一间装备齐全的医学、哲学实验室，该实验室一直运作了千年之久。

他敢于反驳亚里士多德设下的教条，敢于挑战对方认为大脑只是个冷却器官的观点[6]。

在盖伦看来，生命机体和精神生活的主宰是“气”

（pneuma，普纽玛）。

而到了古典时代，希腊作家在作品中谈及该元素时，开始将其与灵魂结合，认为在身体里，“气”

会成为一种精神活动，会产生感觉，会决定运动。

盖伦对心室系统的研究细致入微，为学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认为，身体中有互通互连的内部通道，通道中空无一物，能够容纳一种非实体的、精神性的存在。

然而，这并不是他的原创性观点：其实，这一概念的基本要素可以追溯到4世纪末；而它在后续传播的过程中，又有了极大改变；最后，几乎沿用至现代社会。

达·芬奇（LeonardodaVinci）的画作中，便有该思想的痕迹。

1543年，安德烈·维萨里（AndreasVesalius）在他的作品中对盖伦的观点提出异议，指出了传统理论中对大脑皮质形态的忽视，此举为新解剖学奠定了基础。

直到17世纪下半叶，相关研究才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流逝，亚里士多德的“心脏中心论”

已站不住脚，人们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将其驳倒，他的旧思想框架也渐渐分崩离析。

17世纪中叶，笛卡尔逝世之后，他的著作《论人》（TreatiseofMan）才被发表，这里面提供了一个关于神经系统的功能及运行机制的模型。

对于该模型，人们众说纷纭，有人赞成，也有人驳斥，尤其是其中对松果体腺的分析，有荒诞怪异之虞。

尼古拉斯·斯丹诺（ensen）推翻了笛卡尔的只有人类有松果体腺的观点，证明了它不是灵魂之所在。

同一时期，托马斯·威利斯（ThomasWillis）否定了盖伦的脑室观点。

他积极应用新发明的显微镜（笛卡尔在神经生理学论述中忽视了这一工具），并指出借助显微镜能够获得重要信息。

通过观察，他提出了“人脑的高级认知功能来自大脑皮层的褶皱”

观点，并指出大脑皮质越光滑的动物，在自然界的等级就越低。

1664年，威利斯出版了《大脑解剖》（atome）一书，其中的草图展现了大脑的结构，与之前的研究截然不同，但该观点并未受重视，也未被主流科学家及时跟进。

比托马斯·威利斯年轻一点的马切罗·马尔比基（Maralpighi）在从事研究大脑结构的解剖学工作时了解了威利斯的理论。

笛卡尔的大脑自动运作理论对他来说太抽象了，理论中的想象模式与经验主义所揭示的事实不匹配。

但是，他使用了模型和比较的手段，认为：大脑皮质在“黑色胆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