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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第5页）

理论提供的钥匙来破译。

麦克莱恩认为，“三位一体大脑”

的存在问题亟待解决，同时，也必须为文明中的冲突找到补救措施。

这些年来，科学工作中的思想与理论进一步转移到了更广泛的公众领域，满足了大众的好奇心。

在加州理工学院，罗杰·斯佩里（RogerSperry）及其合作者沿着一条垂直线创造了“分裂大脑”

的轮廓，分割后的两个脑半球以自己的方式运作。

基于动物实验，他们又通过切断一些癫痫病人的胼胝体，在人类身上实现了两个脑半球的隔离（但所有的方法似乎都无法治愈这些病人的癫痫）。

他们的临床和治疗工作令19世纪的双脑观念死灰复燃并得以更新，变成了：左脑主管理性，右脑主管感性。

斯佩里在1984年获得诺贝尔奖时提出他不赞成滥用半球二分法，这也是有道理的。

注意事项

鉴于脚注中已经附有参考书目，因此笔者决定不再单独列出书目概览。

[1]此处指的是乔·古尔迪（JoGuldi）与大卫·阿米蒂奇（DavidArmitage）通过《历史学宣言》发起的论战，详见：《历史学宣言》，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4年。

在这方面，有一份科学史的重要期刊刊登了诸多作者的相关文献，详见：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观点：历史学宣言与科学史》，2016年，第107期，311—357页。

[2]“大科学”

是一个国际科技界概念，由美国科学家普赖斯于1962年6月首次提出，就其研究特点来看，主要表现为：投资强度大、多学科交叉、需要昂贵且复杂的实验设备、研究目标宏大等。

——译者注

[3]详见：格雷戈里·希科克（GregoryHickok），《神秘的镜像神经元：沟通与认知的真正神经科学》，纽约—伦敦：纽约诺顿出版社，2014年；贾科莫·里佐拉蒂（GiaoRizzolatti）、科拉多·西尼加利亚（Caglia），《镜像神经元的趣闻与神话》及相关发言，刊登于《美国心理学杂志》，2015年，第128期，527—550页。

[4]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献数不胜数，此处我只按照出版顺序列举最重要的几篇：弗朗西斯科·奥尔特加（Francisca）著、费尔南多·维达尔（FernandoVidal）主编，《神经文化：一探扩张中的宇宙》，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彼得朗出版社，2011年；苏巴纳·乔杜里（SuparnaChoudhury）著、简·斯拉比（JanSlaby）主编，《批判性神经科学：神经科学社会与文化背景手册》，威立国际出版集团旗下出版公司（Wiley-Blackwell），2011年；梅利莎·利特菲尔德（MelissaM.Littlefield）著、詹妮尔·约翰逊（JenellM.Johnson）主编，《神经科学转向：大脑时代的跨学科研究》，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12年；尼古拉斯·罗斯（NikolasS.Rose）、乔伊尔·阿比—拉奇（JoelleM.Abi-Rached），《神经：新大脑科学与思想管理》，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3年；费尔南多·维达尔（FernandoVidal）、弗朗西斯科·奥尔特加（Francisca），《成为大脑：让大脑做主》，纽约：福特汉姆大学出版社，2017年；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聚焦：神经史与科学史》，第105期（2014年），100—154页。

[5]盖伦，希腊医学家、解剖学家。

早年跟随柏拉图学派的学者学习，17岁时在亚历山大等地学医，掌握了解剖术，一生致力于医疗实践解剖研究，创作了131部医学著作。

他建立的血液运动理论对西方医学影响深远。

在古罗马时期他被认为是仅次于希波克拉底的第二医学权威。

——编者注

[6]亚里士多德主张，大脑不过是个散热器，其存在只是为了冷却在心脏里热起来的血液。

——译者注

[7]此处借用了乔治·康吉莱姆（Geuilhem）提出的一个术语，详见：《生命科学史上的意识形态和理性》，巴黎：维林出版社，1977年，44页。

一般而言，如果想阐明研究对象与其科学性规范的关系，可以用双曲线解释。

[8]详见：费尔南多·维达尔（FernandoVidal）、弗朗西斯科·奥尔特加（Francisca），《成为大脑：让大脑做主》，47—57页。

[9]详见：威廉·乌塔尔，《新颅相学：大脑中认知过程定位的局限性》，剑桥（马萨诸塞州）：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1年。

[10]详见：杰里·福多（JerryFodor），《心灵的模块化》，剑桥（马萨诸塞州）：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