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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清代的学术（第2页）

其人大都为学问而学问。

不掺以应用的，亦颇有科学的精神。

但是随着时势的变化，而汉学的本身，也渐渐的起变化了。

这种变化，其初也可以说是起于汉学的本身，但是后来，适与时势相迎合，于是汉学家的纯正态度渐渐地改变。

而这一派带有致用色彩的新起的学派，其结果反较从前纯正的汉学为发达。

这是怎样一回事呢？原来汉学的精神，在严汉、宋之界。

其初只是公别汉、宋而已，到后来，考核的功夫愈深，则对于古人的学派，分别也愈细。

汉、宋固然不同，而同一汉人之中，也并非不相违异。

其异同最大的，便是第三篇第九章所讲的今、古文之学。

其初但从事于分别汉、宋，于汉人的自相歧异，不甚措意。

到后来，汉、宋的分别工作，大致告成，而汉人的分别问题，便横在眼前了。

于是有分别汉人今古文之说，而专替今文说张目的。

其开山，当推庄存与，而继之以刘逢禄和宋翔凤，再继之以龚自珍和魏源。

更后，更是现代的廖平和康有为了。

汉代今文学的宗旨，本是注重经世的。

所以清代的今文学家，也带有致用的色彩。

其初期的庄、刘已然，稍后的龚、魏，正值海宇沸腾，外侮侵入之际。

二人都好作政论，魏源尤其留心于时务。

其著述，涉及经世问题的尤多。

最后到廖平，分别今古文的方法更精了。

至康有为，则利用经说，自抒新解，把春秋三世之义，推而广之。

而又创托古改制之说，替思想界起一个大革命。

清学中还有一派，是反对宋学的空谈，而注意于实务的。

其大师便是颜元。

他主张仿效古人的六艺，留心于礼、乐、兵、刑诸实务。

也很有少数人佩服他。

但是中国的学者，习惯在书本上费功夫久了，而学术进步，学理上的探讨和事务的执行，其势也不得不分而为二。

所以此派学问，传播不甚广大。

还有一派，以调和汉、宋为目的，兼想调和汉、宋二学和文士的争执的，那便是方苞创其前，姚鼐继其后的桐城派。

当时汉、宋二学，互相菲薄。

汉学家说宋学家空疏武断，还不能明白圣人的书，何能懂得圣人的道理？宋学家又说汉学家专留意于末节，而忘却圣人的道理，未免买椟还珠。

至于文学，则宋学家带有严肃的宗教精神，固然要以事华采为戒；便是汉学家，也多自矜以朴学，而笑文学家为华而不实的—固然，懂得文学的人，汉、宋学家中都有，然而论汉、宋学的精神，则实在如此。

其实三者各有其立场，哪里可以偏废呢？所以桐城派所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缺一之说，实在是大中至正的。

但是要兼采三者之长而去其偏，这是谈何容易的事？所以桐城派的宗旨，虽想调和三家，而其在汉、宋二学间的立场，实稍偏于宋学，而其所成就，尤以文学一方面为大。

清朝还有一位学者，很值得介绍的，那便是章学诚。

章学诚对于汉、宋学都有批评。

其批评，都可以说是切中其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