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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随谈（第6页）

沈先生很欣赏我。

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沈先生实在不大会讲课。

讲话声音小，湘西口音很重，很不好懂。

他讲课没有讲义，不成系统，只是即兴的漫谈。

他教创作，反反复复，经常讲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

很多学生都不大理解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理解的。

照我的理解，他的意思是：在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的都是次要的，派生的。

作者的心要和人物贴近，富同情，共哀乐。

什么时候作者的笔贴不住人物，就会虚假。

写景，是制造人物生活的环境。

写景处即是写人，景和人不能游离。

常见有的小说写景极美，但只是作者眼中之景，与人物无关。

这样有时甚至会使人物疏远。

即作者的叙述语言也须和人物相协调，不能用知识分子的语言去写农民。

我相信我的理解是对的。

这也许不是写小说唯一的原则（有的小说可以不着重写人，也可以有的小说只是作者在那里发议论），但是是重要的原则。

至少在现实主义的小说里，这是重要原则。

沈先生每次进城（为了躲日本飞机空袭，他住在昆明附近呈贡的乡下，有课时才进城住两三天），我都去看他。

还书、借书，听他和客人谈天。

他上街，我陪他同去，逛寄卖行、旧货摊，买耿马漆盒（一种圆筒形的竹胎绘红黑两色花纹的缅甸漆盒），买火腿月饼。

饿了，就到他的宿舍对面的小铺吃一碗加一个鸡蛋的米线（用米粉压制的面条）。

有一次我喝得烂醉，坐在路边，他以为是一个生病的难民，一看，是我！

他和几个同学把我架到宿舍里，灌了好些酽茶，我才清醒过来。

有一次我去看他，牙疼，腮帮子肿得老高，他不说一句话，出去给我买了几个大橘子。

我读的是中国文学系，但是大部分时间是看翻译小说。

当时在联大比较时髦的是A.纪德，后来是萨特。

我二十岁开始发表作品。

外国作家我受影响较大的是契诃夫，还有一个西班牙作家阿左林。

我很喜欢阿左林，他的小说像是覆盖着阴影的小溪，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

我读了一些茀金妮亚?沃尔芙的作品，读了普鲁斯特小说的片段。

我的小说有一个时期明显地受了意识流方法的影响，如《小学校的钟声》、《复仇》。

离开大学后，我在昆明郊区一个联大同学办的中学教了两年书。

《小学校的钟声》和《复仇》便是这时写的。

当时没有地方发表。

后来由沈先生寄给上海的《文艺复兴》，郑振铎先生打开原稿，发现上面已经叫蠹虫蛀了好些小洞。

1946年初秋，我由昆明到上海。

经李健吾先生介绍，到一个私立中学教了两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