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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随谈（第7页）

1948年初春离开。

这两年写了一些小说，结为《邂逅集》。

到北京，失业半年，后来到历史博物馆任职。

陈列室在午门城楼上，展出的文物不多，游客寥寥无几。

职员里住在馆里的只有我一个人。

我住的那间据说原是锦衣卫值宿的屋子。

为了防火，当时故宫范围内都不装电灯，我就到旧货摊上买了一盏白瓷罩子的古式煤油灯。

晚上灯下读书，不知身在何世。

北京一解放，我就报名参加了四野南下工作团。

我原想随四野一直打到广州，积累生活，写一点刚劲的作品。

不想到武汉就被留下来接管文教单位，后来又被派到一个女子中学当副教导主任。

一年之后，我又回到北京，到北京市文联工作。

1954年，调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

自1950年至1958年，我一直当文艺刊物编辑。

编过《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

我对民间文学是很有感情的。

民间故事丰富的想象和农民式的幽默，民歌比喻的新鲜和韵律的精巧使我惊奇不已。

但我对民间文学的感情被割断了。

1958年，我被划成右派，下放到长城外面的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

将近四年。

这四年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我和农业工人（即是农民）一同劳动，吃一样的饭，晚上睡在一间大宿舍里，一铺大炕（枕头挨着枕头，虱子可以自由地从最东边一个人的被窝里爬到最西边的被窝里）。

我比较切实地看到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是怎么回事。

1962年初，我调到北京京剧团当编剧，一直到现在。

我二十岁开始发表作品，今年六十八岁，写作时间不可谓不长。

但我的写作一直是断断续续，一阵一阵的，因此数量很少。

过了六十岁，就听到有人称我为“老作家”

，我觉得很不习惯。

第一，我不大意识到我是一个作家；第二，我没有觉得我已经老了。

近两年逐渐习惯了。

有什么办法呢，岁数不饶人。

杜甫诗：“座下人渐多”

。

现在每有宴会，我常被请到上席，我已经出了几本书，有点影响。

再说我不是作家，就有点矫情了。

我算个什么样的作家呢？

我年轻时受过西方现代派的影响，有些作品很“空灵”

，甚至很不好懂。

这些作品都已散失。

有人说翻翻旧报刊，是可以找到的，劝我搜集起来出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