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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第3页）

在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下的历朝贪腐黑暗政治中，宋徽宗时的政治自然是典型之一。

《朱子语类》卷127记载朱熹感慨地说：“今看著徽宗朝事，更无一著下得是。

古之大国之君犹有一二著下得是，而大势不可支吾。

那时更无一小著下得是。

使无虏人之猖獗，亦不能安。

以当时之势，不知有伊、吕之才，能转得否？恐也不可转。”

朱熹只是从当时的政治措置而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中国历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的体制，当贪腐积累到极致，必然会从量变转向质变，国势如同到了雪崩的尽头，不偾不止，就是“有伊、吕之才”

，“也不可转”

。

面对着被贪腐之风浸**而糜烂的国家政权，任何主观上欲励精图治者，如明朝末年的崇祯帝、杨嗣昌等，在根本上也不可能拿出什么修补之术，挽救之方，更何况是宋徽宗君臣，又错认为是他们醉生梦死般及时行乐、恣意享受的大好时机。

皇朝的灭亡，一小撮统治阶级不必论，而极其可悲可痛者则是给全民族带来大浩劫。

史家研究中国历史，一般都会在个人的史观指导之下，而史观又往往是个人人生哲学的延伸。

史家应当有正义感，有良知，面对当时横暴的、残酷的、腐败的专制统治，治史者的良心理应受到震撼。

然而现实状况，却是有人对古代专制政治史取美化态度，力图涂抹以玫瑰色、金色之类。

在我看来，此种态度和思维，似不足取。

本传力求挖掘、解读和剖析两位爱国英雄传主的人生困厄旅程和酸苦心迹，特别是他们在任何情况下，对祖国的忠诚，始终如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史家的癖好是考证，而作家的癖好是编故事。

我过去以为报告文学就是纪实，同历史传记大致相似，只是富有文学气息。

实则不然，看来至少相当比例不是信史。

作家写历史传记，就不能指望他们的文笔纪实，总会编造点儿虚构的故事。

我曾看了几部作家描写中国古代文人的传记，由于缺乏历史素养，出现离奇的虚构。

诸如元代施耐庵时使用银圆，王安石与人饮龙井茶，宋代的大内称紫禁城之类，至于称呼更是摭拾目前戏曲和流行历史电视剧的现成套路，哪个朝代都可通用，根本不懂得各个时代，前后称谓有很大变迁，不能乱用。

若欲伸张此类“创作自由”

，无异于胡乱说史。

我的理解，所谓评传，是不过分追求叙事情节的生动，而是尽可能多援引史料，多作考证，也适当多发些议论。

岳飞和宋高宗的今存史料似宜于写传，而宗泽和李纲的今存史料似宜于写评传。

史泠歌先生和我合写评传，她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心血，我年老力衰，特别是最繁难的审读校样工作，全由她承担。

我们的评传绝不可能是完善的，至于此书的成败得失，则有待于广大读者和史学界的品藻和鉴裁。

王曾瑜

2015年9月3日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

[1].《中国古代主流政治传统浅谈——以宋代为中心》，见《丝毫编》第3页，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

[2].《吴郡志》卷12，《中吴纪闻》卷5《贾表之》。

[3].《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后简称《长编》，卷394，元祐二年正月甲戌孙升奏。

[4].《涧泉日记》卷中。

[5].《困学纪闻》卷15。

[6].王瑞明：《李纲全集》的《前言》第15页，岳麓出版社，2004年版。

[7].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第139页，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

[8].《〈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