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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第2页）

宗泽和李纲都是卓越的文士，有文集传世。

李纲的传世文字尤多，王瑞明先生深刻地评论说：“围绕宋金战争，李纲对投降派的罪恶进行了揭发和清算，其严肃锐利的笔触，深恶痛绝的言词，势不两立的态度，坚忍不拔的意志，为同时代的人所望尘莫及。”

[6]可稍作一点儿修正者，此段评论也完全适用于宗泽。

但两人的文字也有不同风范，李纲的文字表现他是个具备远见卓识、能够安邦兴国的相才，宗泽的文字则更表现他是个忠愤激烈、鞠躬尽瘁的荩臣。

除此两人外，则另有胡寅和胡铨，其文字慷慨激昂，也可继踵宗李。

宋词的曲谱一般是“浅斟低唱”

“绸缪宛转”

的“艳词”

。

但从苏轼开始，出现了所谓豪放派，“铁板铜琶”

，唱“大江东去”

。

李纲的词作属豪放派。

人们谈论南宋初的爱国词作，往往举例张元幹的《贺新郎》，他是李纲同道，自称“门生”

，还有稍晚的张孝祥的《六州歌头》。

其实，李纲的若干爱国词作，如《苏武令》、《喜迁莺》（塞上词）、数阕咏史词等，也不比两人逊色。

鲁迅先生在《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三）《最先与最后》中感慨地说：“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一个伟大民族不时遭受一小撮小丑的侮弄和折磨，这是显而易见的史实。

一位西方哲学家说：“产生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

我们岂不可以补充说：“不时产生小丑的民族更是可悲的。”

历史的造物主似乎就是如此无情，如此捉弄人，真正不幸的民族，迫切需要英雄，却往往没有英雄，或是用各种手段磨灭或扼杀英雄。

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提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的命题，[7]这是十分深刻的。

因为任何一代史家必然会重新研究，甚至改写历史，而其研究或改写的基点无非是当代性。

他们必然依据自己对当代史的某些体会，同时，也必然按史家个人的人生观，即人生哲学，去重新认识悠远的历史，发掘某些当代史提出的新课题。

今天，必须准确地强调和宣传爱国主义。

祖国和国家，乃是现代人的不同概念，在概念上自然有重大差异，不能混淆。

恩格斯说，“恰巧在德国，对国家的迷信，已经从哲学方面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中去了。

按照哲学家的学说，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

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有关国家的事物的崇拜，由于人们自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只能用旧的方法来处理和保护，即通过国家及其收入极多的官吏来处理和保护，这种崇拜就更容易生根”

。

“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君主制下差”

。

[8]马克思主义强调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是科学的、准确的定性，是经典性的科学结论。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忠孝，忠的本质是忠于祖国，孝是敬祖宗，孝父母。

如果说中华古代爱国主义的缺点，是祖国、皇朝和君主三种概念，难于作严格区分。

作为现代人，就应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论，将国家与祖国两个概念区分清楚，爱祖国决不能等同于爱国家。

在宋代，最喜欢虚夸盛世者，是宋真宗和宋徽宗两个皇帝，而大刮奢靡之风者，则是宋徽宗。

宋徽宗也并非不惩治贪官，但在其卵翼下的宠臣辈则是清一色巨贪，官场中贪腐炽盛，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