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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太原之殇（第5页）

他在临死前的另一项重要的谋划和部署，是在开封集结重兵，而“唐恪、耿南仲专务讲和”

，他们伙同后任同知枢密院事的聂昌，“以文止陕西、南道之兵”

[27]。

从当时的军事形势看，宋军步兵在野战中根本无法与女真骑兵对抗，但如能按李纲和许翰早先的部署，或是种师道生前的部署，抢在金军之前，大兵先入开封城，城防形势当然会有改观。

宋钦宗虽然也给种师道委以重任，但对他提出的若干关键性的谋划和决策，却一条也不能用。

及至后来开封城破，宋钦宗恸哭，说：“朕不用种师道言，以至于此！”

[28]岂不为时太晚。

以下必须先说一下门下侍郎耿南仲在当时所起的特殊恶劣作用。

他“自以东京（宫）旧臣，谓首当柄用，而吴敏、李纲越次而进，位居其上，南仲（积）不平。

因每事异议，专排斥不附己者。

时纲等谓虏不可和，而南仲主和议甚坚”

[29]，是个标准的投降派。

后来邓肃上劾奏说，“自靖康以来，有专主和者，耿南仲与其子延禧是也”

。

“今日割三镇，明日截黄河，自谓和议可必无患，凡战守之具，若无事于切切然者”

，而宋钦宗却“信如蓍龟”

[30]。

他无疑在朝廷里有很大的势力，史载中书侍郎唐恪“附耿南仲，排李纲，专主和议”

，后另有聂昌“附耿南仲，取显位”

[31]，耿南仲“凡与己不合者，即指为朋党”

，“唯以恩雠相报”

[32]，他力主“趣李纲往救河东”

[33]。

正如邓肃所论：“靖康间，李丞相与耿门下之所争者，又不特是非、治、乱安危而已，其存亡所系乎！”

[34]

太宰徐处仁与少宰吴敏大体还是主战者，但两人显然在危难时期没有充当主心骨的器质，而彼此又很快发生龃龉，不能共事。

徐处仁“寻亦有异议，尝与敏争事，掷笔中敏面，鼻额为黑”

[35]。

耿南仲对李纲的积怨，乘着初援太原的失败，有了一个发泄和报复的机会。

耿“南仲等以纲坚执异议，决于用兵，乃曰：‘方今欲援太原，非纲不可。

宜以纲为宣抚使。

’上欲用纲，召对睿思殿，谕所以欲遣行者，纲自陈：‘书生不知兵，在危城中，不得已为陛下料理兵事，实非所长。

今使为大帅，恐不胜任，且误国事，死不足以塞责。

’上不许”

，任命李纲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

[36]另一记载说，耿南仲“与徐处仁、唐恪嫉李纲胜己，同力挤排，奏上云：‘李纲要举兵，只遣李纲去。

’上曰：‘种师道可遣，恐李纲不能兵。

’唐恪奏上曰：‘火到上身，自拨，但责以成功，纲须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