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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朝政变故与李纲谠论（第7页）

而阁下独斡化钧，佩天下之安危，岂可使措置多失，以蹈覆车之辙哉！

因淮西之变，痛自惩创，辑睦将帅，博询众谋，唯其是之为从，幡然改图，则未必不转祸而为福也！

《语》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虽古圣人不称其无过，而称其改过。

阁下诚能知措置之（多失），而图所以改之者，岂惟宗社安，而生灵蒙休，阁下永膺多福；而纲将归老于山林，亦有奠枕之安。

阁下不自知其为非，而无改之之意，岂惟宗社倾危，而生灵告病；阁下之祸，可立以待；而纲虽欲退休，亦莫知税驾之所矣。

安危休戚，纲与国家及阁下同之。

荷照之深，敢忘忠告，以致朋友责善之义乎！

纲素愚直，私忧过计，其言激切，阁下亮而恕之，非独纲之幸也，天下之幸也。

[23]

李纲此份书信，真可谓“致朋友责善之义”

。

他虽在局外，看来可能已知张浚对岳飞淮西可能会有兵变的事先警告，置若罔闻，反而怪罪岳飞只图扩大兵权；[24]故劝他“辑睦将帅，博询众谋，唯其是之为从”

，这自然也为时已晚。

但当时已退闲的前宰相朱胜非《秀水闲居录》，说李纲“贻书于浚，痛诋其过，以副本传示远近，欲挤浚而钓奇，且示于浚不厚也”

，以此证明李纲与张浚乃是“势利之交”

[25]。

这显然是其恶意度君子之腹。

对照前引李纲的奏语，“然其区区徇国之心，有可矜者。

愿少宽假，以责来效”

。

“臣前所论淮西事宜，指陈浚措置失当，非党浚者；今此论奏，亦非为浚游说也”

，则其本旨更明。

最明显的事实，是当事人张浚不以李纲此信的严责为忤，至少是继续敬重李纲。

细味李纲上奏和书信，他尽管深知张浚“志广才疏，力小任重”

，却仍希望他留任。

因为他还是主张抗金，而肯定其有“爱君忧国之诚，乃心无不在王室”

。

[26]但淮西之变后，张浚成了众矢之的，根本不可能再留在朝廷。

然而在事实上，自称“每惟和好是念”

的宋高宗，[27]淮西兵变正好成了使其表里一致，追求降金苟安的转折点；而又辅之以回朝主和的赵鼎，他与继续任枢密使的秦桧，共同主张将行在从建康府退回临安府，这实际上是推行和谈苟安政策的第一步。

朝政的变故已不可扭转。

赵鼎重新掌政后，力劝皇帝，减轻对张浚处分，似乎为人宽厚；但对张浚在位期间一切有利于抗金的政事，就必须“一切更改”

[28]。

陈公辅去年的弹劾，赵鼎也耿耿于怀，将他视为张浚一党，必欲排除出朝，[29]则反映了其气度的另一方面。

李纲不得不专门写信给赵鼎，苦口婆心地劝说，“深虑随时献说者，浸失本旨，而避退讲和之说复行，则宗社安危，未可知也”

。

“论者皆谓宰相还朝，必守前议，请车驾还幸平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