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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朝政变故与李纲谠论（第8页）

“今既驻跸几年，徒以淮西叛将，遽复舍去，使虏、伪得以窥伺，非良策也”

[30]。

他在又一信中，也反对悲观估计国势，“朝廷累年经营恢复之计，渐有气象；而以措置一失当之故，淮西之军尽归伪境，国势稍弱”

，但“退避之说，不可施于今日”

，“转弱为强，以启中兴之运，有不难也”

[31]。

李纲闻知“赵鼎、秦桧已协议回跸临安”

[32]，又义不容已，上奏说：

臣近因上疏，论淮西事宜，尝献狂瞽，窃谓车驾不宜轻动，正当静以镇之，诸将重兵不宜抽回，正当分屯要害，益为自固之计。

臣闻自昔用兵，以成大业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气，据地利，而不肯先退，尽人事，而不肯先屈。

今日之事，岂可因一叛将之故，望风怯敌，遽自退屈。

果出此谋，六飞回驭之后，人情动摇，莫有固志，士气销缩，莫有斗心。

虏、伪乘之，谁为陛下坚守苦战，以御大敌者？……我退彼进，使贼马南渡，得一邑则守一邑，得一州则守一州，得一路则守一路，乱臣贼子，黠吏奸氓，从而附之，虎踞鸱张。

虽欲如前日返驾还辕，复立朝廷于荆棘瓦砾之中，不可得也。

偷取目前之安，不顾异时噬脐之悔，非策之得者。

借使虏骑冲突，不得已而权宜避之，犹为有说，今幸疆埸未有警急之报，兵将初无不利之失。

朝廷正可惩往事，修军政，审号令，明赏罚，益务固守，而遽为此扰扰，弃前功，蹈后患，以自趋于祸败，岂不重可惜哉！

臣故曰车驾不宜轻动，正当静以镇之者，此也。

臣以愚拙，每进狂直之言，必蒙褒纳，有君如此，其忍负之？故敢于艰虞之时，复进苦口逆耳之说，言或可采，愿陛下与三四大臣熟议利害，断而行之，庶几有补万一，徒能容纳而不用，无益也。

……今臣以孤陋，远在千里之外，每有所闻，辄献臆说，仰裨庙谋，尚庶几于数子。

伏望圣慈赦其罪，而取其忠，天下不胜幸甚。

[33]

如前所述，李纲在建炎初，是主张“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

。

如今在关中失守，襄阳又处前沿的形势下，他只能以建康作行在为上，而非临安和平江可比。

[34]上引文字表明，在满朝文官中，真正具备远见卓识的大政治家，唯李纲一人而已。

尽管李纲“进苦口逆耳之说”

，已至无可辩驳，无以复加的地步，言之谆谆，而宋高宗、赵鼎等人却听之藐藐，而至少感觉厌烦，他们苟安一隅，退避临安的主意已定，更不论秦桧了。

史称李纲“又具防冬画一事件[35]言之，遂忤当路意”

。

一些台谏官起而弹劾李纲，“时江西大旱，而纲课民修城，民不以为便”

。

这当然是得之错误传闻，前引李纲奏已说，修洪州城，“未尝调发民户一夫，无颗粒分文敛于民者”

，“并无一事一件取于民间”

。

然而殿中侍御史金安节、左正言李谊、右正言辛次膺却“论纲违法虐民，毒流一路，乞赐黜责”

。

侍御史石公揆上劾奏说：

纲妄自尊大，恣为苛扰，在江西尤无廉声。

张浚初谪居福州，纲意其复用，欲以为援，所以**浚者，无所不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