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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朝政变故与李纲谠论（第9页）

近闻其置将不善，致淮西之变，势必谴责，遂贻书痛诋，传布行朝，欲以欺众取誉，为进用之计。

继闻已用赵鼎，其意大沮，乃自言指陈朝廷措置失当，必有抵牾，乞行黜责，闻者窃笑。

[36]

对照前引李纲奏和书信，恰好是上《论淮西军变札子》在前，而致张浚信在后，其诬罔不实，无须另辨。

石公揆、金安节和辛次膺后来都有较好的政治表现，但弹劾李纲的问题上，看来不免揣摩“当路意”

，而在他们的人生轨迹上留下了决非光彩的记录。

事实上，李纲在江南西路的两年，一直是抱病工作，他在绍兴七年六月二十四日致张浚信中说：

某自春夏，久苦疮疡，近复中湿，得筋挛之疾，行走蹇缓，拜跪艰难，加以痰眩，动多遗忘，忧患之余，血气凋耗，自应如此。

惟滥当一路帅守之寄，深虑别致疏虞，有误国事，夙夜震惧，不遑宁处。

已累具奏，愿置闲散，以（养）衰病，未蒙矜从。

[37]

其上奏和信件中的类似文字不少。

[38]李纲又曾在绍兴七年七月致张焘的信中说：

大抵今日士风浇薄，不知大体，而惟小廉曲谨之为务。

如帅一路，当今日兵革扰攘之际，修城池，缮器甲，整军伍，理财赋，皆是合做底事。

稍加意，为朝廷立家计，以备不虞，则傍缘为谤纷纷。

惟端坐不事事，苟爵禄，以度岁月者，则绝口不道，往往反称誉之，以为镇静。

此俗不革，欲任贤使能，以成中兴，难矣！

[39]

李纲又在给陈公辅的信中说：

士大夫奔竞之风，兴讹造讪之态，尤甚于往日，变换黑白，颠倒是非，此风不除，实为中兴之害。

[40]

以上两段话，虽然说在事前，却正好是对台谏官劾奏的最好回复。

李纲甚至在翌年上奏时，公开对宋高宗说：

臣昨任江西安抚制置大使日，因淮西郦琼之变，以己见利害，具奏以闻。

误蒙圣恩，降诏奖谕，以疏中论及侍从、台谏，以谓侍从者，论思献纳之官，台谏者，耳目腹心之寄。

以言为职，类皆毛举细故以塞责，所论不过簿书，资格，守、倅、令、丞除授之失当，至于国家大计，系宗社之安危，生灵之休戚者，初未闻有一言及之。

遂犯台谏之怒，厚诬丑诋，以无为有，群起而攻之。

[41]

“厚诬丑诋，以无为有”

，表达了十分愤懑之情。

闰十月，宋高宗发表“观文殿大学士、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纲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十一月，又发表“端明殿学士、知温州李光为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

[42]。

前已交代，李纲与李光在北宋晚期已有交谊，此后也通书信。

李光比李纲年长五岁，但其体力和精力却非时年五十五岁的李纲可比，李纲为此准备了一件给李光的交接公文，即今存的《梁溪全集》卷104《与李尚书措置画一札子》，他在札子的开头说：

某窃观六朝于上流重地，必择名臣，为之帅守，使自为家计，乃能镇抚一方，屏翰王室，皆有实效，不事虚文，私窃慕之。

故自到豫章以来，修筑城池，为可守计，创置营房，使兵民不相杂处，缮治器甲，修造官府、仓库，措置财赋，蓄积金谷，团结军伍，招捕盗贼，皆幸稍稍就绪。

庶几古人之万一，少副朝廷委任之意。

他将所有的事项和账目都交代清楚，请“泰发到豫章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