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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清廷统治者推行的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政策（第7页）

。

实际上欲壑难填的满洲贵族往往食言自肥，直到康熙二十四年发布了“嗣后永不许圈”

的谕旨才告结束。

圈地之外，又有所谓的“投充”

。

它既是满洲贵族奴役汉族人口的重要途径之一，又为进一步侵占汉民耕地房产大开了方便之门。

投充旗下为奴本来的意思是，畿辅地区大量土地既被满洲圈占，原住汉族百姓被剥夺了资生之业，满洲贵族、官兵自己又不从事耕作，清廷乃以“为贫民衣食开生路”

为名听任汉民投入旗下以奴仆身份耕种田地。

[38]这在生产关系上较之汉族居住区早已盛行的封建租佃制是一种倒退，劳动者变成了农奴，人身依附关系大大加强了。

何况自愿投充很快就变得面目全非，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满洲威逼投充”

，或“耕种满洲田地之处庄头及奴仆人等将各州县村庄之人逼勒投充，不愿者即以言语恐吓，威势迫胁”

[39]。

特别是出现了大批带地投充者。

带地投充的原因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地主或有地农民希冀投入旗下后可以免除赋役，即如《怀柔县志》所载：“按怀邑地亩自旗圈之后，所余民地无几。

奸黠者又将民地投入旗下，名曰带地投充。

其始不过借旗名色希免征徭，其他仍系本人为业。

厥后所投之主竟为己业，或将其地另卖，或收其家口另派庄头。

向之田连阡陌者，今无立锥，虽悔憾而无及矣。”

[40]另一种是当地恶棍为虎作伥，凭空捏指他家人口、田地一齐投充旗下；旗人利在得产，不容分辨，把许多不在圈占范围之内的汉民连地带口强行鲸吞。

顺治三年四月，御史苏京奏言：“投充名色不一，率皆无赖游手之人，身一入旗，夺人之田，攘人之稼；其被攘夺者愤不甘心，亦投旗下。

争讼无已，刁风滋甚，祈敕部严禁滥投。”

[41]次年三月，清廷“谕户部：前令汉人投充满洲者，诚恐贫穷小民失其生理，困于饥寒，流为盗贼，故谕愿投充满洲以资糊口者听。

近闻汉人不论贫富，相率投充；甚至投充满洲之后，横行乡里，抗拒官府，大非轸恤穷民初意。

自今以后，投充一事，着永行停止”

。

[42]这道谕旨不过是搪塞反对意见的一纸空文，因为最热衷于接受带地投充的正是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洲权贵。

多尔衮本人收纳的投充人数已足定额，又以他的儿子多尔博的名义接受投充六百八十余名，“尽皆带有房地富厚之家”

[43]。

顺治十二年正月，左都御史屠赖等奏言：“近闻八旗投充之人，自带本身田产外，又任意私添，或指邻近之地，据为己业；或连他人之产，隐避差徭。

被占之民，既难控诉，国课亦为亏减。

上下交困，莫此为甚。”

[44]直到清中期乾隆四年还下令“禁止汉人带地投充旗下为奴，违者治罪”

[45]，可见持续时间之长。

满洲贵族、官兵通过圈地和接纳投充掠夺畿辅地区汉族居民的土地数量十分惊人。

如遵化州由于圈占和投充，剩下的纳税民地不到原额的百分之一[46]；蓟州不到原额的百分之二[47]；东安县更是彻底，“尽行圈丈讫，并无余剩”

[48]。

清初诗人方文有诗云“一自投充与圈占，汉人田地剩无多”

[49]，真切地描绘了当时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