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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财政大转型（第2页）

而且朝廷还说了，真的有成效的，还可以考虑封爵。

过去靠战功才能获得的爵位，现在靠经商也能获得了。

这背后的转变，朝廷要克服多少习惯、观念和人情上的阻力？

第二个变化，就是制度建设，这个更难。

1901年之后，朝廷一刻不停地催促法律专家赶快制定新式《公司律》。

1904年后，《商人通律》《公司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破产律》等陆续颁布，这可是典型的西方式的法律，所以在一百多年前中国商业的法律体系的雏形很快就建立起来了。

要知道，这可不是把法律写在纸上这么简单，这是朝廷用自己的信用向全社会宣布要保护商业，商业活动从此有章可循。

背后的意思就是，朝廷那种本来毫无限制的皇权，要被这些法律限制。

即使没有立宪，没有限制皇权的宪法，但皇权已经实质上被限制了。

第三个变化，这个就深了，是整个财政观念的变化。

中国古代王朝的财政观念是“量入为出”

。

但是现在不行了，大量的支出项目等着要钱，建立海军要钱，兴办工业要钱，还能量入为出吗？不行，必须改为量出为入，先说要花多少钱，然后去想办法。

过去我们经常有一个误解，西方国家高喊什么“无代表不纳税”

，所以，西方国家的税率是轻的。

其实恰恰相反，咱们中国古代那才叫轻徭薄赋，现代国家税收在国民总收入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1894年，清朝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左右，加上各级地方政府收入和官员中饱私囊的钱，也只不过占到6%；同期日本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高达30%；这就是传统帝国和现代国家在动员和整合国内资源能力方面的巨大差距。

那要想提高收入怎么办呢？总不能下乡抢老百姓吧？摆在清政府眼前的办法暂时只有一个，就是朝洋人借钱。

过去我们总觉得这是丧权辱国的事情，现在想想，其实也不尽然。

据统计，晚清共借外债208笔，总额为13.06亿两白银。

以往的朝代，政府也有向商人借债的。

但那实际上是一种敲诈勒索，有借无还。

官民之间，并不是真正的债务债权关系。

清政府借外债，则大不一样，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以平等的民事行为主体身份签订契约。

这就促进了公债市场的出现和建立，还促进了国内金融业的发展。

政府在借外债的过程中也学会了守规矩，建立了信用。

有了这一系列动作，据统计，到1911年清政府垮台以前，全国的新兴企业2300余个，这相当于1900年的4.5倍，年增长率高达14%以上，这个速度其实是很惊人的。

而这个速度的背后，是中国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

商人的地位提高了，社会的信用培养了，商业中间机构出现了。

后面这一百多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才算是起步了。

正是在这些意义上，我们说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晚清是接力赛第一棒的选手。

他们虽然没有跑完全程，但他们的第一棒跑得确实不错。

为啥跑得不错呢？因为那些措施的实施，并不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就开始的，而是从1903年。

那是什么年代？八国联军、庚子事变之后，朝廷欠下了巨额的外债。

清政府不得不想尽办法搞钱，这件事情的反面是搜刮民脂民膏，而它的正面效用，就是它不得不开始更负责任地进行社会治理和制度建设。

税收，不只是单向的敛财过程，它还是整个社会反向塑造政府的过程和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