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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治史与文史札记（第3页）

这在论定于谦、张献忠、严嵩诸篇文章中，同样也可以得到证实。

明季野史，多达千家。

记载歧出，舛讹甚多。

若是一概抱着拿来主义的态度，不加考订，必然会以讹传讹，贻患后世。

基于多年沉潜史海之功，先师考史，固多名篇佳作，然亦并非一概自负，而是勇于承认并及时纠正考史过程中的错讹。

如本书所收《明末史事杂考》一文，对过去在《李岩质疑》一文中所下的断言，即“李双喜和李过都是李锦的别名”

，及时加以更正，指出李双喜并非李过；进而认为，说李过是李锦的别名，亦有语病。

为此，先师列出了正确的说法：“李过后来改名为李锦，联明抗清后，隆武帝‘赐名’李赤心。”

这是认真或实事求是治学态度的典范。

《李岩质疑》是先师的成名之作，在我们师生之间的交谈中，先师亦时常透露出如下信息，即他自己还是相当看重这篇成名作的。

即便如此，在后来治学的过程中，一旦发现其中稍有错讹，先师不是刻意掩饰，而是勇于纠正。

考史之学，重在证据，全是靠证据说话的学问。

换言之，考史之作，虽不敢说一字一句皆有出处，但所有观点，则无不建立在牢固的史实基础之上，否则即成凿空之学。

当《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一文刊发后，在与我的交谈中，先师第一时间透露出小小的遗憾。

导致这一遗憾者，倒不是他对自己的考证尚存怀疑，而是对杂志编辑不问理由，擅自删节作者文字的行为感到无奈。

事情的经过如下：在这篇文章中的最后，论及“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

这句谚语中的大柳树时，说并非是在北京城内或城郊，而是在北直隶管辖的交河县境内。

这一论断之后，随之引用《交河县志》所收王化昭撰写的《巨柳说》一文，借此证明这棵大柳树，直至清道光二年才被砍去。

这样一来，使得认定大柳树在交河县内的说法，显得较为牵强，立论亦无依据。

其实，这段文字之间，尚有下面一段文字：“清初谈迁途经交河县尹家圈，舟人曰：‘地名大柳树，有南京沈万三，北京大柳树之谣。

’”

下有一注，注云：“见谈迁《北游录·后纪程》。”

当时以为先师只是说说而已，不料这次阅读该文文末的一则附识，发现他已经将其中缘故说得一清二楚，而且是刚刚收到杂志后的不久，即1999年3月8日。

先师治学，小心、认真，可见一斑。

在本书中，尚收录了先师撰写的几篇清代人物传记，包括张怡、白文选、刘文秀、高一功、李过、李来亨、刘体纯、郝摇旗、朱常淓、王兴。

这几篇传记，记述平直，看似平淡，却付出了相当艰辛的史料梳理与考订功夫。

先师曾与我谈及，在所出几本《清初人物传稿》中，他负责撰写的几位人物，均因缺乏完整的史料记载而难度不小。

传记撰写，若是传主见于正史记载，或有碑传志状留存于世，写起来应该不难。

若是正史不载，私家记载亦雪泥鸿爪，那么撰写这样的传记，需要网罗散佚，其中付出的艰辛，完全不难想象。

这就是说，一篇文字简约甚至只有两三千字的传记，与洋洋洒洒的论文相较，毫不逊色。

就此而论，若是有人继续研究上述几位清初人物，先师所写传记，当为必备的参考文献。

房兆楹（g）等人所编《明人传记辞典》（DiingBiography），能够成为明代人物研究的主要参考书，其原因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