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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治史与文史札记（第4页）

在《师门问学记》中，我曾谈及先师生前有一愿望，就是退休之后，专写文史札记。

可见，尽管先师学有专攻，但又兴趣广泛，治史之余，尤为关注明清通俗小说。

这显然来源于他从小养成的文学兴趣。

在此，我不妨当一回文抄公，抄录一下自己当时对先师的描述：

（先师）年值七龄，识字不多，即抱“武松会打虎，我会绕过拦路虎”

的信念，开始阅读家中所藏残本《水浒传》。

自后，又分别从同学处借阅了《三国演义》《封神榜》《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说唐》《乾隆游江南》《施公案》《彭公案》《江湖奇侠传》等。

有此经历，实已为日后治史厚植文字根柢。

每阅史籍，除了摘录供治史的史料之外，诸如奇闻异谈之类，他亦多加注意，生前曾在《光明日报》发表《谈我国史籍中有关熊猫的记载》一文，即为其证。

其实，上面所论，多有不足，尚须补充以下两点：一是先师对文学作品的喜爱，并非仅仅限于为治史厚植文字根柢，而是成为他很多考史札记的起始；二是虽说专写文史札记之想，终究成了先师的遗愿，但从这次收录于这本书中的文章来看，他生前撰写的文史札记作品，已经不少。

在本书所收《从李自成的诗谈起》这篇文章中，先师曾经明明白白地说下这样一段话：“我是个对文学颇有爱好的人，同时又有点考据癖，遇事喜欢盘根究底。”

看先师的文史札记作品，唯有读懂了这段话，才能真正看出底蕴。

这就牵涉到文史关系。

古人早已经说过，文史不分家。

这样的说法，或许只有对那些文史大家才适用。

他们无论治文学，还是治史学，到了极致，自然就会融会贯通。

至于对于初学者而言，所谓的文史不分家，则是一种奢望，更是一种要求。

对于先师来说，显然已将文学爱好与史学考据熔于一炉。

他的很多史学考据文章，其疑点很多发现于文学作品的阅读。

即以《李岩质疑》一文为例，懒道人所撰的《剿闯小史》这部小说，其中所杜撰的李岩这一人物，就给先师的考证提供了足够的兴趣。

而在《从李自成的诗谈起》一文中，先师更是通过考据，证明所谓李自成撰写的《商洛杂忆》诗，实在是子虚乌有的事情，它的出典，还是在小说《李自成》中，是作者姚雪垠凿空撰写的，反而被后世误认为李自成的作品。

还有李自成的夫人高氏，其中的“桂英”

之名，也不是高氏的真名，而是姚雪垠代为所取。

说这些，就是为了证明，文学的虚构与史学的真实，两者差别甚大。

在为《李自成演义》一书所写的序文中，先师尽管肯定作者所写小说，参阅了诸多的史料，但同时又指出，此书毕竟是一部小说，不免多有“虚构”

，不能误认为“信史”

。

就此而论，尽管先师有将古今串于一线的愿望，并秉此精神而撰写一些文史札记，但观其所留文字，终究还是难逃考据的癖好，文字偏于史学札记的一面相，与赵翼《廿二史札记》颇多相近之处。

谓予不信，读者诸君不妨自己体会，用不着我在此饶舌了。

2012年8月31日

识于缙云山下嘉陵江畔之螺壳室

（原载于顾诚：《明朝没有沈万三：顾诚文史札记》，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273—2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