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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与中原中心的形成（第2页）

所以有人称它为在‘新石器革命’之后的‘都市革命’。

当然，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还有许多地方仍不清楚，有待于进一层的探讨。”

（夏鼐1985）

这些论断审慎有据，到目前为止，尚无因新的考古发现而需要修正其基本论点之处。

按我个人的理解，夏鼐论述中有几点是较为明确的。

首先，这里的“中国文明”

指的是以中原为中心的青铜时代的王朝文明，这是探索中国文明更早起源的基点。

其次，中原形成文明的中心，从当时的考古探索来看，只能上溯到二里头文化时期。

二里头较之此前的新石器时代的区域文化，是一种质变和飞跃。

最后，“（各）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自有演化的序列”

，有相对的“文化圈”

（夏鼐1985），也即尚无中心可言。

1988年，考古学家张光直在二里头遗址考察，左起：郑光、徐苹芳、张光直、许景元

其中最后一点，被苏秉琦系统地梳理为六大区系，并将中国新石器时代各区域考古学文化的这种多元状态形象地比喻为“满天星斗”

（苏秉琦等1981）。

他指出，“各大区系不仅各有渊源、各具特点和各有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区系间的关系也是相互影响的。

中原地区是六大区系之一，中原影响各地，各地也影响中原，这同以往在中华大一统观念指导下形成的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周扩展，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中原地区影响下才得以发展的观点有所不同，从而对于在历史考古界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

（苏秉琦1999）类似的表述还有张光直的“中国相互作用圈”

说或“中国以前相互作用圈”

说，他指出，龙山时代一些可以被看作“中国共同传统”

的“新建树到处滋出”

，“但它们并不指向一个单一的龙山文化……从每一个区域文化个别的观点来说，外面的作用网和两千年间在内部所发生的变化，在这个区域史到公元前第3千纪之末之准备向国家、城市和文明跨进的准备工作上都是同等重要的”

（张光直1989）。

上述建立在全面梳理考古发现基础上的观点，排除了中原中心形成于中原王朝文明之前的可能性，大致廓清了中国文明从多元到一体的特质与鲜明的阶段性。

二、上推中原中心形成时间的问题所在

新中国成立以来，田野考古与研究工作成就斐然，尤其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许多发现具有填补空白和独立写史的意义。

因而，考古界并不满足于因仅见诸后世文献而扑朔迷离的早期王朝史影，而意欲循此向前探究中国文明的起源，由是形成了一些关于史前时代中原文化历史地位和中原中心形成过程的独特认识。

严文明在认可“中国史前文化并非出于一源”

的前提下，认为“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

而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原的文化比较发达，其次是它的周围地区，再次是边境地区”

。

他把主要分布于黄河、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中原、甘青、山东、燕辽、长江中游和江浙六个文化区，进而认为，“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区是花心。

各文化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又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中原文化区更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

我们看到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发生的那种饰回旋勾连纹或花瓣纹的彩陶盆几乎传遍了整个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的同期遗存中也偶尔能见到这类产品。”

（严文明1987）严文明认为，在仰韶文化兴盛时期（约公元前4000年前后），中原文化区即已“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