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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出合（第10页）

其三，买到武功爵第五级官首的，可以优先补吏；武功爵的第七级千夫相当于二十等爵的第九等爵五大夫，如果有罪可以减二等；武功爵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显示军功，所以军功大的可以越等授爵，大的封侯或授卿、大夫，小的可以为郎、吏。

这些规定曾付诸实施，如楼船将军杨仆就曾以武功爵的第七等千夫而为吏。

元鼎二年（前115），“始令吏得入谷补官，郎至六百石”

。

以往是让民买爵、买官、赎罪，这次则是吏“入谷补官”

，值得注意。

元封元年（前110），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及罪人赎罪。

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合缗”

。

天汉四年（前97）秋，“冷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

。

太始二年（前95）秋，“募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

。

从上述事实中可以看出，从惠帝、文帝时的令民出钱、出粟，到武帝时的入奴婢，入羊可以买爵、买官、赎罪；又从令民、募民这样做，发展而为令吏也这样做。

这说明从惠帝、文帝、景帝到武帝时卖爵、卖官、赎罪制总的趋势是在发展和扩大之中。

有的学者认为，这种制度有像近现代发行公债的制度。

这应该说是有道理的。

从国家有了财政困难要私人拿出钱帮助国家解决困难这一点二者是相同的。

但区别在于近现代国家发行公债到期还本付息，汉代买爵到一定级别可以免除徭役似乎与还本付息有点相似，但总的看来汉代是以爵位、官位、减罪来抵消私人出的钱、粟、奴婢、羊，这与近现代发行公债就显著不同。

有的富人买到爵位、官位后得到了相应的特权，又利用这种特权去加倍搜刮钱财、勒索民众，这就必然造成不良的后果。

从这个意义上讲，武帝的卖爵、卖官、赎罪制度也可以说是饮鸩止渴。

以上是武帝在经济改革上的措施，除此，武帝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

例如，在通西南夷的过程中，曾“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於都内（国都长安内）”

，此法与宋代的折中法、明代的开中法颇有相似之处。

再如，武帝为增加财政收入曾改革口赋制度，原来七岁至十四岁出口赋钱，武帝改为三岁起征；又口赋原规定人二十钱，武帝令加三钱，以供“车骑马”

。

武帝所推行的经济改革，在损害了富商大贾利益的同时，而且也常常损害了一般民众的利益。

对这些措施的评价自古以来就有正、反两种不同的意见。

武帝在世时，卜式就对经济改革的一些措施持否定态度，而在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则对这些措施持全面否定的态度。

问题不在于这些措施在当时有没有消极作用，而在于它有没有起积极的进步作用。

武帝推行这些经济改革措施的目的主要是为解决当时面临的财政困难，而这些措施推行的结果成功地解决了这种困难。

这些措施的推行还大大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经济力量，而这种封建专制制度在当时正起着进步作用。

如果从具体历史条件出发，可以看出武帝推行的经济改革措施虽然有种种弊端，但在历史上确实起了积极的进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