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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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第3页）

他又回到记忆中的临江新市区的教堂街，那些戴着白帽、穿着黑袍的嬷嬷，那些虔诚地画着十字祷告的老毛子，那些伸着手讨钱的穷白俄，以及那些他至今也弄不懂属于哪些教派的圆顶、尖顶、方顶建筑的教堂，都在那残冬淡薄的阳光下醒来了。

谁知道是俄国人的什么节日呢？教堂顶楼的钟声，此起彼落地响着。

在他残留的印象里，从一进入雪花飘飘的初冬，直到来年开江化冻，什么受难节啊、复活节啊、降灵节啊、圣诞节啊，还有犹太教的逾越节啊，一个接着一个。

那烤面包、煮肉汤、煎牛排的气味，那伏特加和俄斯克酒的气味，混合着月桂叶和洋葱头的气味，整个冬天都在街筒子里弥漫着。

在钟声里，在东正教洋葱头似的圆顶教堂拖长的阴影里，高大魁伟、但胡子已经斑白的康德拉季耶夫，一位真正的贵族（他祖辈都是沙皇宫廷的侍卫）、临江市的侨民领袖、在日本人经营的正金银行里存了许多黄金的富翁，又一次扮演了新郎的脚色。

其实，他给身旁年轻貌美的新娘当教父倒更相宜些。

他挽着这位罗曼诺夫王朝的后裔，一位虽然有高贵身分、但却没有财产的新娘，在围观人或嫉恨或羡慕的眼光下，在神父祝福的祷告声中，走出教堂庭院，登上马车，回到花园街五号。

这幢漂亮房子，就是伯爵为她卡德林娜建造的。

至今，顶楼尖端的石块上，还有用花体俄文字母镌刻下的她的芳名和建造年代。

不过，吕莎养的鸽子，屙了许多粪在上面，看不清楚了，虽然那曾经是显赫高贵的东西，现在谁还记得呢？

韩潮好像又一次被夹在人群里，跟随着那辆马车奔跑着。

一路上，只见站在后座的伯爵前妻的儿子，叫做贝希科夫的臭虫，大把大把地往马路上撒铜板，叮叮当当地响着，滚着。

满街的人蜂拥地推搡着、叫喊着、追逐着、捡着、抢着，形成一股喧腾的人流，使得上了年岁的新郎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

谁也不相信委琐的、丑陋的、人人憎恶的贝希科夫，会是仪表堂堂的伯爵康德拉季耶夫的儿子；而且更不能相信毫无作为、毫无出息，如同奴仆一样谦卑忠诚于老子的臭虫，会在他父亲结婚这一天，离开了花园街五号，一去不回。

在这之前，他以不使年轻的新娘难堪为理由，先把老婆孩子送到上海去了。

贝希科夫走后，曾给他老子拍来一份长长的电报，好像是说，请他原谅不能和他一起在沉船上淹死，也请他原谅在生存竞争中，所谓信义、公正、情谊、伦理，统统是作为一种装饰品而存在着的。

原来，臭虫就是按照这个指导思想，压榨他老子开办的工厂里的工人，压榨修花园街五号的韩潮和那些师傅们。

现在，他连他亲生老子也不放过，那些存在银行里的金银珠宝，早被他巧妙地、不露声色地转移走了。

留给新婚伯爵的是一堆天文数字的废卢布和实在搬不走的财产。

于是，这位最富有的白俄，被他阴谋家儿子算计了，只剩下一个空架子。

他给临江人留下的印象是：好像他逃出布尔什维克的俄国，来到异乡的土地上，就为了挥霍金钱，就为了娶王朝后裔，就为了盖花园街五号，就为了打台球，就为了最后被勒死在顶楼里，这样，他才功德圆满，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那个具有强烈色彩的场面，在韩潮脑海里涌了过来……

刘大巴掌，那个剽悍的、杀人不眨眼的胡子，伸出两只简直像蒲扇似的大手，掐住了伯爵的脖子，让能够讲点俄语的六指师傅把话翻译过去：“把黄的、白的拿出来，我饶你命！”

康德拉季耶夫尽管已是破落户，但决不承认自己不是富翁。

那种贵族的尊严，有钱人的气派，甚至在被勒得透不出气、脸涨得像猪肝、眼珠凸出、嘴角滴血的时候，也决不相信自己早已没落衰微，早已不是爵爷。

当刘大巴掌的手稍微松一松的那一瞬间，他还含含糊糊地呓语：“给我……拿法国……陈年白兰地来！”

可见，一个时代的终止，落在了硬是不正视新的现实、偏要抱残守缺的人的头上，是充满了悲剧性的。

贝希科夫，那个残暴阴险的吸血鬼，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吗？应该说，是他搞的家庭政变，把他老子提前送进了天国，而自己却得到了解脱，这种结果，也真是严酷无情啊！

在那样一个金钱世界里，两代人这样地交替，或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