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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这种场合，大家都需要一个通晓礼仪的人来担任指挥，而这个人就是孔子，这很为鲁国争光。

在鲁国国君和齐国国君的一次聚会上，他多次指出齐国不合礼仪的地方，使齐景公大为惭愧，于是归还了原先侵占鲁国的一些土地，并且向鲁国道歉。

我想，这方面的成绩，应该是孔子能够在鲁国做到“代理国相”

的一个重要理由吧。

我想与大家讨论的是，孔子的直接问政、做官，这对于他的思想完成，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他这么一个知识分子，直接地参与政治，正面意义何在，负面意义又何在呢？

裘小玉：我觉得所谓“知识分子”

，就是以非官员身份探究国事的一批人。

可能中国知识分子入世，就是从孔子开始的一个传统。

知识分子直接出来当官，积极的作用在于可以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政治理想，重新审视自己的学说。

负面的意义就是可能会让他们丧失独立性，失去立场。

余秋雨：知识分子，在西方主要是两条脉络，一是德国康德的说法，认为知识分子是“敢于在一切公共场合运用理性”

的人；二是一百年前从法国产生的一个概念，认为知识分子是能够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人。

这两条脉络都有道理，但我更偏向康德，因为他主张知识分子是可以靠自己的理性和勇气进入公共空间，改变公共空间，并创造主流意识形态的人。

孔子在周游列国时行使过独立批评，但没有用，因此他要进行局部示范。

在中国古代，有些“清流”

和“隐士”

看似独立却总是隔靴搔痒，于事无补，而一旦被重用则大多清谈误国，一败涂地。

这些人与孔子相比，差得远了。

孔子的政治实践，并没有磨损他的政治理想。

而且，他为了不让理想沉溺于一地，不断行走，使人生充满动感。

刘璇：有人概括这样的知识分子用了两个有点诗意的概念：庙堂上的理想和驴背上的诗情。

也许这就是知识分子与专业官员的不同。

余秋雨：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官一直做下去，孔子会怎样？按照能力，孔子应该能当上宰相，从而成为管仲、晏婴这样的人。

但是这么一来，他就不再是孔子，中国历史上也就没有这个伟大的思想家了。

所以，我赞成知识分子为理想而投入一定程度的实践体验，却又不主张被权力吸引，把官一直做下去。

幸好，由于一些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孔子不得不离官而去。

离开得好，从此他又回归了自己的文化本位。

孔子遇到的问题直到今天还存在。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为了把理想付诸实践，有不少人也会做官。

但是，官场权力又最容易销蚀他们在精神层面上的使命，因此如有可能，仍然要退回到自身思考的独立性。

究竟有多少人出而实践、退而思考？又在什么契口上完成这种转化？转化的结果是不是一定回到文化本位？……这些问题，永远存在。

中国知识分子的利钝高下，也都与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