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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韩非子主张残酷的刑罚，所以很少得到后人的同情。

由屈原，人们开始用集体情感救赎一个个遭受诬陷的文人。

诸子百家的流浪是一种主动选择，而屈原的流浪却是一种被迫无奈。

这又构成了另一个起点：自屈原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主动流浪的人越来越少，被迫流浪的人却越来越多，最终组成数量庞大的贬官文化。

屈原就是贬官文化的起点。

现在我建议谈谈屈原流放的事情。

王牧笛：屈原的第一次被放逐与一次外交灾难有关，他生于“天下一统”

的前期——一个纵横捭阖的外交时代。

当时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要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要联合谁？反对谁？”

作为政治家的屈原，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是比较准确的，那就是“联齐共抗虎豹之秦”

。

可是，在某种程度上说，他的实践是失败的，尤其是他出使齐国，而秦国的张仪出使楚国，在这场较量中，屈原输给了张仪。

原因很简单，屈原的高贵人格中容不下欺骗。

张仪用“秦愿献商、于之地六百里”

的谎言欺骗了楚国，取得了外交联合中的胜利。

张仪也好，苏秦也好，韩非子也罢，作为政治家，他们虽说失去了祖国，但赢得了天下，是成功的。

但屈原失去了天下，也失去了祖国。

他的被放逐、流浪是一种宿命。

刘璇：屈原第二次被流放，是在“六百里事件”

后的又一骗局之后：怀王被骗去秦国谈判，被埋伏的重兵抓起来当人质。

楚国没有受秦国要挟，而是扶顷襄王上了台。

按道理来说，顷襄王应该讨厌上官大夫靳尚，因为当初楚怀王被劫去当人质，就是这些投降派闹的。

但这种讨厌持续了没多久，顷襄王就又开始亲近他们，为什么？他这个心态跟南宋第一个皇帝赵构很像，因为怀王还没死，如果怀王回来了就会威胁他的王位。

所以，他不希望抗秦派占主导地位，于是就越来越倾向这些投降派。

这些人又制造了一个陷阱，就是诬陷屈原，把他流放。

流放的时间有不同版本，最长的说法是二十年，总之是屈原到死也没有再到过长江以北，再没有回到楚国的政治中心。

余秋雨：屈原的第一次被流放是在三十五岁左右，时间是四年，流放地是现在湖北的北面，大致在现在襄樊的西北；第二次被流放是四十三岁左右，一直到他六十二岁时投江，流放地是湖南的湘水、沅水一带。

这两次流放，某种意义上说使屈原远离了首都的各种政治灾难，不再日日夜夜有那么多切肤之痛了。

痛苦当然还存在，但有了层层叠叠的阻隔，升华为一种整体忧伤，与山水相融，使政治郁闷蒸腾为文化诗情。

难过归难过，但他却由此走向伟大。

他的《离骚》到底写于什么时期，直到现在还有不同看法。

一般认为是在他第一次流放之后，也就是三十五岁之后写的；也有的人认为是写于第二次流放之后。

这个争论，与文学创作的某种规律有关。

一派认为，《离骚》这部大结构的诗歌作品，能够一气呵成，不见断续痕迹，写作时的年纪应该不会太老；另一派认为，《离骚》所表达的悲愤和对生活的看法，好像需要有两次流放才写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