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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的诗，不要求共鸣。

这一点显然冲破了文艺学里的好几个教条。

晚唐的诗，只让我们用惊奇的目光虚虚地看、片断地看、碎碎地看，并由此获得另类审美。

这有点像欧洲二十世纪美学中那种阻断型、陌生化的审美方式，别具魅力。

产生这种创作风尚的原因，与时代有关。

豪迈或哀愁的诗情已被那么多大诗人释放完了，如果再释放，显得重复，也不真切。

为什么会不真切？因为整个社会已失去盛唐气象。

因此，尽管很多二流诗人还会模仿前辈，而一流诗人则必然转向自我，转向独特，转向那个与社会共同话语脱离的深秘领域。

这里，文学建立了一种新的自信：即使不涉及社会共同话语，也可能创造一种独立的美。

现在我们知道了，这种独立的美，反倒纯。

从初唐、盛唐到晚唐的诗歌发展模式，我把它看成是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出现的轮回规程。

从气象初开到宏伟史诗，再到悲剧体验，再到个人自问——这个模式，反复地出现在世界各地成熟文学的每一个发展段落中。

我们这样来讨论唐代文学，当然遗漏了很多重要人物和重要作品。

例如，散文领域的韩愈和柳宗元。

尤其是韩愈，在中国文化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但是，散文不如诗歌经得起隔代传递，而韩愈的文学主张我又不喜欢。

在很多情况下，不少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学现象渐渐暗淡，我们没有必要抗拒时间而把暗淡了的一切重新照亮。

后代的文化史目光，应该尊重时间的选择。

对于下一个跳跃，我想以一个问题开始。

我们现在要选一个唐朝灭亡之后出生的人，来作为唐代文学最抢眼的余光，你们能猜出这是谁吗？

王安安：当然，李煜。

余秋雨：当然，李煜。

他的帝王权位和他的文学成就，如此矛盾地并存于一身，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是奇迹。

李煜在文学上的最大贡献，在于为中国诗歌的一种重要体裁——词，树立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李煜把词从民间演唱上升到了士大夫的艺术等级，甚至进入到最雅致的美学高地。

事实证明，在他之后，这种文学体裁可以无愧地与楚辞、汉赋、唐诗比肩了。

甚至有人认为，连后来宋代的辛弃疾、李清照，也都只是李煜的余风。

作为一个无能的帝王，他在生活中是那样的多愁善感，那样的风花雪月，那样的无奈窝囊，但是他的词却堂堂正正地属于豪放派。

即使在悲哀的时候也是一片故国山河，而且语言干净利落，晓畅明白，直达人心。

皇帝或者政治家中也有喜欢写诗的，有些也写得不错，如刘邦、赵匡胤，因为他们的生命力很强健，直接体现在文化形象上也豪迈可喜。

如果要在帝王的诗作中作一个优劣排列，我说过，即使是曹操的儿子曹丕也只能是第二名，第一是李煜。

本来，皇帝作为“孤家寡人”

，内心情感无法与民众沟通，一个逊帝的悲哀更难被常人感应，但他的手笔实在高明，让孤独之声变成了人世共鸣。

正因为李煜如此重要，我想对他在文学生态和政治生态上的矛盾多说几句。

因为这是文化人类学中的一个极端性的重大例证，很值得研究。

李煜做皇帝的糟糕程度，几乎是让人生气的。

他做的有些事情是不可容忍的，例如害死了很多直言的人。

在军事上更是乱成一团，完全不知道怎样去面对赵匡胤已经建立的宋朝。

赵匡胤劝李煜投降，答应在汴京给他建造宫殿，李煜完全不能审时度势，不知道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