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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我们在前面为宋代和元代说了不少好话，这与传统的历史观念很不一样。

接下来我们要做另外一番相反的文章了。

由于时间近，资料多，人们对明、清两代的事情了解得多一点。

写书、演讲、拍电视剧，也常常以明、清故事为题材。

社会上经常会遇到一些“名门之后”

，不管真不真，说起来也都是明、清两代名臣或名士的“余荫”

，却很少扯到唐、宋。

结果，一来二去，明、清通过大大小小很多渠道渗透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少年轻人也只从明、清来了解中国历史。

这种情景，在我看来，是悲哀的。

一个古老文明必然会承受时间的筛选，但是筛选可分为“正面筛选”

和“负面筛选”

两类。

这两种筛选，与社会阶层的高低并没有关系，请看中国普通的百姓也都知道屈原和李白的重量，而那些明、清时代的宫廷烟云，反而是一些文化人在翻弄。

中国文化在明、清两代，也有不少成果，但就整体而言，创造势头严重减弱。

这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一种“同质文化”

已经繁荣了太久太久，其间的优秀人物已经涌现得太多太多，免不了元神耗散、精魂衰退。

它本来应该完成一次根本性的转型。

但是在明、清两代，中国文化还没有出现这种转型的契机。

因此，衰落成为一种必然。

第二个原因是，自朱元璋开始，实行了一种带有恐怖色彩的文化专制主义，典型事例是“文字狱”

。

乍一看“文字狱”

并不普遍，但它却构成了一种极为普遍的惊吓。

朱元璋在文化上的自卑转化成了对文化人的鄙视和防范，“文字狱”

正是体现了这种心理。

他对每一个案件的具体指控其实并不相信，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故意“找碴”

。

在这个过程中，他纵容和鼓励了那些以告密、毁人、上纲上线为职业的文化打手。

这场灾难延续到清代雍正、乾隆年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再加上无限夸张的“科场案”

，充斥着狰狞和血腥。

在这种气压下，文化创造怎么谈得上呢？

就在这个时候，欧洲终于从中世纪的长夜中醒来了。

由于长夜太长，他们对黎明的呼唤反而特别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