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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我们之前一直避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就是西方文明的传入。

梁启超把这件事情说成是中国历史进入第三阶段的分水岭。

哪三个阶段？记得我以前提过，即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

西方文明的传入，使中国变为世界之中国。

其实从元、明、清一直到近代，中国遇到的重大麻烦和重大进步，都和西方文明有关，直到今天也还是这样。

对中华文明来说，在唐代以后，最值得记忆的远方目光，来自两个著名的西方人。

一是十三世纪的马可·波罗；二是十七世纪的利玛窦。

可以想象，他们对中国非常好奇。

这种好奇，也引发了我对他们的好奇。

我一次次去威尼斯，就是为了寻找马可·波罗的遗迹。

我甚至还赶到了葡萄牙的科英布拉，去访问利玛窦的一所母校，遗憾的是，那所学校的校长已经弄不清楚这位重要的校友了。

我很想说说马可·波罗，因为正是这个人对中国的记述，刺激了不少欧洲冒险家，促成了他们的地理大发现，改变了世界历史。

说到马可·波罗，我想大家一定都知道，直到今天，中外学术界还有一些人怀疑这个人是否真的来过中国。

他们认为，他的“游记”

只是记录了哪个阿拉伯商人口中的随口闲聊，或者只是抄写了一些当时流传的旅行资料。

他们指出了马可·波罗叙述中一些不应该有的破绽。

当然，这类观点也遭到了很有力的反驳。

有趣的是，两方面的观点争论起来都很动感情，与其他学术争论很不一样。

在座各位可能也看过这方面的书，哪一位知道怀疑派的论点？

费晟：我个人非常怀疑马可·波罗中国之行的真实性，因为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并没有找到关于他的任何记载，甚至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曾说自己在扬州当过一个不小的官，在中国十分齐备的官场史料中也毫无痕迹。

所以有学者提出质疑。

王牧笛：但史料是有间接记载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杨志玖先生在《永乐大典》找到一条公文，一二九一年波斯使者从泉州顺海路回国，这和马可·波罗游记中他随波斯使者回国是吻合的。

当时来华传教的外国人多如牛毛，中国史料都没有记载，而不单单是马可·波罗一人。

吕帆：可是马可·波罗忽略了很多不应该忽略的东西，比如长城、茶叶、印刷术，还有妇女裹足这样特别的习俗。

如果连这些外人一看就印象极深的内容都没有记载，我们很难说他到底是不是来过中国。

王安安：但他的真实性同样是很惊人的，没有亲临过现场肯定写不出来。

比如王著刺杀阿合马事件，他写得比当时的文告还详细，对江苏镇江基督礼拜堂的准确记载，也不可能是听来的。

同时，他书中提供的数据的精确度也是惊人的，比如杭州有十二种行业，一万两千商户，又说当时西湖周围达到了三十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