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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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璇：如果亲临了大事件的话，就不应该记错。

但他记载的炮攻襄阳事件和他实际上到那个地方的时间是错乱的。

丛治辰：记载完全可能出错，因为马可·波罗是口述，而由他人记录。

我的个人观点就是疑他不如信他。

余秋雨：对于马可·波罗到底有没有来过中国的问题，我倒是认认真真地研究过。

研究的结果是：中外的怀疑派首先是把他的身份看错了。

大家看到有这么一本有名的《马可·波罗行纪》，就先入为主，把他看成了古希腊的希罗多德，中国的徐霞客。

其实，马可·波罗并不是一个学者，他压根儿没有承担过考察、记述、写作的任务。

而他在旅行过程中也不存在任何学术计划。

最后由别人记录了他的谈话，是一个偶然事件。

他就像我们常见的那些走过很多路的采购员、出差者，一路上且走且看，到什么地方空闲了遇到什么人便畅谈一番，其中少不了漏记、错记，更少不了夸张、吹嘘的成分。

他很可爱，可爱的人说话容易缺少科学性。

我相信他来过中国。

因为他所说的很多事件，当时都还没有文告公布，尤其像镇江礼拜堂所发生事情的资料，连中国学者也不可能知道，除非是亲历。

我想，大家只要仔细读读他的书就可感受到他那愉快、真诚、惊喜的目光。

字里行间，没有故意作假的印痕。

利玛窦是在马可·波罗三百年之后来中国的。

这三百年，欧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种变化却可以使利玛窦不必再用马可·波罗的眼光了。

如果说马可·波罗的眼光是一次次陌生的惊叹，那么，利玛窦的目光是一次次重新理解。

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他用严谨的方式一步步逼近中国文化，然后进行深刻的对比。

利玛窦在中国住了很长时间，最后是在中国去世的。

前年我在联合国召开的世界文明大会上作专题报告，针对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不理解，我提出，利玛窦到中国来之后接触中国文化的态度、程序、方法，直到今天，也值得不同文明之间互相了解时参考。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谈谈利玛窦初来中国时的一些情景吧，谁看过这方面的书？

王安安：我看过一点。

利玛窦刚来中国时为了获得信任，特地选了身和尚服。

随着他传教区域范围的扩大，接触到了上层社会的官员，才知道，穿和尚服的人地位比较低，地位高的该穿儒士服，所以后来他就换成了儒士服。

而且利玛窦在传教士中应该是“修正主义分子”

，他既坚持自己的传教使命，又有意无意地迎合了中国的心态。

比如，他用中国观念来解释西方宗教，还尊奉孔子，这在后来的西方教廷是不容许的。

他还绘制世界地图，圆形的，但把中国放在了中间，迎合了当时天朝上国的一种心态，他很聪明。

吕帆：利玛窦来的时候好像已经约略知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他是带着很多先进的知识储备来的，这样和徐光启也有一个谈得来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