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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从马可·波罗到利玛窦，世界蒙蒙眬眬地看到了中国，中国也蒙蒙眬眬地看到了世界。

但是，历史终于走向了悲剧性的拐点——两种文明产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而且中华文明一败再败。

到这时，悠久的中华文明不得不放下架子，开始认真地面对强大的西方文明，但心态非常复杂。

崩溃、沮丧、气恼、仇恨，包裹着更加变态的自大、保守、固执，使中国的集体精神一下子陷入污泥深潭。

任何再辉煌的回忆，也只会加深失败的体验，结果，连秦、汉、唐、宋也一起失落，大家都处于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的心情之中。

中华文化在当时的生存状态，可以用“僵滞”

一词来概括。

一切都源于成规，一切都不能改变，即使知道出现了大灾难也不知如何应对。

这种文化生态，感受最深的是第一批外交官和留学生。

他们处于两种文化冲撞的前沿。

我曾查阅过中国首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的一些资料，觉得很能说明问题，不妨在这里说几句。

郭嵩焘一八七五年准备出使的时候，中国上层文化界都在阻止他，理由是，与洋鬼子打交道，就不是正派人。

连他的很多高层级朋友都认为，做外交官就是半个汉奸。

比之于公元七世纪大唐长安出现过的世界多种文化密集交融的景象，这实在是中华文化的一场滑坡式的倒退。

郭嵩焘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倒退，因此特意写了一本书叫《使西纪程》来介绍西方文明。

没想到这本书里提到的一些翻译名词，引起了中国上层文化界一致而又强烈的反弹。

那些名词，是中国原有词组里所没有的，却反映西方文明新成果，例如“赤道”

“经度”

“纬度”

“国旗”

“新闻”

，等等。

郭嵩焘首先用毛笔把它们写出来，就成了对中国语文大逆不道的背叛。

著名学者李慈铭认为，用中国字写下这些词汇，“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

。

这实在是一种完全失控的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