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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四世纪末，少数民族拓跋氏的北魏政权在北方崛起。

鲜卑族的拓跋氏这一支，好战尚武，以骑掠剽劫为生，旷居漠北，封闭阻隔，愚昧落后，拒绝开化。

因此，其野蛮程度也甚于其他边外民族。

他们对于汉文化，采取绝对的排斥态度；并且顽固地坚持旧习俗不变，甚至到了很晚的时期，才禁止同姓通婚。

所以，越远离文明的人，也就越害怕文明，有机会摧毁文明时，也就越是残忍，必然要把体现文明精神的一切，视作烧杀抢掠破坏毁灭的对象。

石勒

历史上不时出现的文明倒退，就是这样产生的。

欧洲十字军的东征铁蹄，将埃及、拜占庭文明消灭殆尽；汪达尔人从西西里杀来，辉煌的罗马文明便毁于一旦。

同样，中国的每一次劫难，也都发生在外来的低文明的少数民族政权，和无文化的农民革命政权，进行野蛮和半野蛮的统治时期。

回顾“文革”

十年，以破“四旧”

为名，进行打砸抢者，一大半是无知的红卫兵；提倡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论，残酷折磨知识分子者，都是些文化低下的造反派。

撇开特定的政治条件，与这些人肆虐文明、摧残文化的野蛮心理是分不开的。

像羯族的石勒，氐族的苻坚，由于长期统领部落，居游在汉民族的边境内外，虽然不断骚扰中原，但由此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和感化也就相对多些，并由此产生出对于高级文化的亲和性和企慕性，所以，他们更追求民族的文明进步，甚至禁止穿胡服、用胡语，努力融入中华文化。

拓跋氏则不同，胡服骑射，游掠虏获，许多陋习，迄无变化，抱残守缺，恐惧文明。

民族如此，具体到一个人，甚至一位作家，也是如此。

在这些人的头脑里，对于接踵而来的现代文明，时代进展，新鲜事物，生活变化，由于来不及适应，便产生所谓的“拒绝投降”

的怨尤情绪。

有的作家发思古之幽情，留恋昨天那其实一点也不愉快的贫穷生活，好像春节到了，才供应一把炒花生，倒是最公平的黄金时代，于是像古人怀念葛天氏之民的原始岁月，将满目疮痍的昨天，涂上乌托邦的理想色彩，以阿Q式的精神来对抗现实。

这和远古时期的拓跋氏，把同姓能婚、翁媳同庐、奴役制度、掳掠人口，视作正常现象甚至还引以为荣一样，完全因为变革而打乱了秩序，使他失去了往日的被尊崇的殊荣，也缺乏与新生代在同一起跑线上冲刺的力量，才对新时代带来的文明变化，像面对洪水猛兽似的畏忌。

因此，野蛮落后而顽固保守的拓跋氏，凭藉武力，统治中原，必定忌恨文明。

作为战胜者，就要进行残酷的报复。

文化上的差异，也形成可怕的压迫。

弱的劣势文化，便要凌驾于强的优势文化之上，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时常出现空白的由来。

拓跋氏以人数不多、文化低下的游牧民族，统治人多地广文化较高的汉族地区，不得不使用汉族的官吏、士族和文化人，但又十分忌畏这些文化教养高于他们的被统治者。

于是，猜疑忌畏，动辄问罪，大张挞伐，殃及无辜，便成为文化低下的主子们的发泄肆虐的手段。

北魏崔浩的悲剧，就是这样产生的。

杀他的同时，不但“诛清河崔氏无远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