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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

。

一下子，就把那些名门望族，比拓跋氏文化层次要高得多的汉人，一网打尽。

因此，强劣而汰优，便是野蛮战胜文明的苦果。

所以，人类历史，就是文明与野蛮的较量史。

现在回想陈寅恪那样的大知识分子，在“文革”

间受辱于无知的群氓之辈，也就不以为奇。

凡落后者，无不反对开化；凡愚昧者，无不仇恨文明；凡文化处于低下状态者，无不对拥有文化的人，好的，采取戒备疑惧的态度；糟的，就是敌对仇视，欲除之而后快。

这些人手中，一旦握有生杀大权，他的第一假想敌，就必是知识分子无疑。

哪怕知识分子已经匍匐在他面前，输款纳诚，三跪九叩，吾皇万岁万万岁，他也不放心，视那个磕头如捣蒜的文化人，为首先要防范的阶级异己分子。

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文化要想发展，主要因素，是统治集团不那么与知识分子为敌；次要因素，是社会相对稳定。

两者俱备，就出现汉唐文化的辉煌气象。

若战乱频仍，兵荒马乱，遍地哀鸿，民不聊生；如果统治者不跟知识分子太作对的话，如晚唐，如南宋，文化发展也不至于完全停滞。

要是像秦始皇那样焚书坑儒，赶尽杀绝的话，哪怕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也会出现全国范围里的万马齐喑的局面。

最眼前的例子，就是“文革”

中把作家都关进“牛棚”

的时候，一个个领教无产阶级专政，只知检讨悔过，低头认罪，苟延残喘；惟求活命，哪里还有工夫为文学兴灭继绝呢？——还真得感谢浩然先生，否则，那十年，在文学史上，就彻底空白了。

所以，文化的兴废，艺术的枯荣，文明的发展与倒退，知识分子的生死存亡，全系于当权者的一念之间，确实是数千年中国的事实。

崔浩

如果，北魏的崔浩，这位豪门子弟，朝廷重臣，有比他大约早一个世纪的前秦王猛那种难得的清醒，了解拓跋氏的野蛮性，和他们对汉文化的警惧性，而不得意忘形，将矛盾激化，历史又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所以，有的知识分子，总是过高估计了个人的力量，认识不到文明在野蛮的铁蹄下，总是可怜巴巴的命运。

最后，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某种程度上说，是自己把命玩进去的——谁让他得意之后，还忘形呢？

晋室南渡，一部分大士族如王、谢豪门，到南方去了，留下来的汉族上层人物，自然也就不得不与少数民族政权合作。

崔浩和他的父亲崔宏，是为北魏的建立作出杰出贡献的士族代表人物。

连魏国的国号，也是崔宏倡议的。

可他们从心眼里绝对看不起这些头顶留一撮毛发的统治者，背后称呼这些人为“索虏”

，虽然有的戎狄之君，用讨这些大士族的女儿当老婆的办法，来改变自己的成分；正如今天，有的作家忽然以为懂得些洋情调，就觉得成了贵族。

攀一门高亲，认一位名师，也跟着家学渊源，或学富五车起来一样，都是一厢情愿，作不得数的。

中原知识分子与拓跋氏政权的精神上的对立，固然是民族矛盾，但实际仍是文明与野蛮的矛盾。

三至五世纪，黄河流域在少数民族的政权统治之下，老百姓始终引颈南望，仍是把地处江东的晋，和稍后的宋齐梁陈，视作正统所在。

说到底，这种民心所向，是对文明的向往，和对野蛮的痛恨。

所以，公元354年东晋大将桓温率军入关，驻灞上，三辅郡县争先归附，“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