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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八一期（第1页）

我们“八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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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八一期”

我人中国作协文讲所是一九八四年初。

当时我特别羡慕先期入学的那些作家，他们一说起自己的学历，自豪的口气多少给我们带来些压抑感。

“我是五期的，‘文革’后第一期，和蒋子龙、王安忆同期！”

“我是二期的，所长是丁玲！”

而我们，已是第八期了。

那时有一部人人熟知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叫《第八个是铜像》，有同学特别羡慕先期的作家们时就好自嘲说第八个是铜像，好像前边那些期的都是金的银的，而我们是铜的一般。

不愤劲儿的则说，威虎山是八大金刚，第九个才是臭老九！

我们第八期那些同学大多是不愤劲儿想当金刚不愿做铜像的主儿，入学不到一年就上蹿国家教委，下跳好几个大学又联名请愿中国作协，生生把文学讲习所改名为鲁迅文学院了，连学制也由原来的不到一年而改为两年半。

大家图的是名正言顺，怎么我们作家协会就不能正式办大学呢？苏联有大名鼎鼎的高尔基文学院，我们堂堂十亿人口的中国怎么就不能有个鲁迅文学院呢？八期的学委会主任是邓刚，我是副主任，还有党支部的朱苏进和吕雷等，我们几个不能有违同学的意愿和信任，带领大家折腾了几个月。

当时的所长李清泉和徐刚，还有作协的党组书记唐达成老师都很支待我们，唐达成把自己的专用车派给我们各处去跑，书记处的鲍昌、张锲也很支持。

第二年，我们八期同学和教职员工便全部带上了鲁迅文学院的校徽，老师是红底白字，我们是白底红字。

师生们都自豪说，我们不是文讲所第八期了，我们是鲁迅文学院第一期！

不愿放弃历史荣誉的则强调说，应该实事求是，我们既是八期又是一期——“八一期”

，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最具历史意义的一期。

记得当时有位学校领导还找我谈过话，希望我脱了军装留下当副院长。

我当然不是一点也没动心，但还是对军装的感情战胜了文学院副院长的**，暗中收藏着很看重的那一枚校徽，而从没好意思戴过一次。

而有的同学则胸上别了鲁迅文学院的牌子，兜里揣着文学讲习所的牌子大摇大摆上街去。

偌大的京城也有不知鲁迅何许人也者。

公共汽车上竟有人指同学胸前的牌牌问，鲁迅女（把手写体的“文”

字读成女了）学院是干什么的？戴牌者的自豪心情可想而知受了打击，方才觉得，文讲所也好，文学院也好，都是国家教委不承认文凭老百姓也不知是干什么吃的一个所在啊。

于是大家又要求我们学委会和党支部的几位别当叛徒，再继续领导他们为正规文凭而奋斗一番。

我当时已有了辽宁大学的正规文凭，其他文凭于我已无实际意义，但我不能当叛徒，又和大家共同努力了几个月（最后的努力也有第七期的同学如高洪波等人的参与），终于获得了中国最鼎鼎的名牌——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学费也如数交齐了，但开学后我却一天也没能去读。

原因不好说清楚，但有一点是想过的，单讲培养作家的话，哪地方也不如鲁迅文学院！

这话走题了，回头再说我们“八一期”

那段难忘的日子吧。

入学考试和入学报到那天的情景都能让我牢记半辈子的。

东北片的入学考场设在吉林省会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一间教室。

那是冬天的一个星期天，入考场前，我喝了半杯咖啡，我还把这法告诉了其他同考者，可见我对上文讲所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