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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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八一期（第2页）

黑龙江的孙少山说我，你应该让别人喝蒙汗药才对，大家脑袋都不好使了你才能考上。

当时我的几篇代表作都刚刚发表，还没来得及产生影响，所以没谁重视我的话。

我差不多是独自喝了咖啡进考场的。

从北京来的文讲所老师亲自监考，一人一桌，老师又监视得极认真，谁也抄不得的。

为了考上，每道考题我都答得极认真，宁肯答得不对，也不肯让卷纸留一点空儿。

记得天黑了又赶上那天停电，每个桌上点了一枝红蜡烛，那情景真够诗情画意的了，仿佛登文学圣殿前在进行祈祷和洗礼。

那一阶段我有考辽大的复习基础，自觉考得不错。

但后来到北京开会，听部队的文友苏进说考试只是走走形式，主要看作品如何。

恰在考后那段时间，我的几个中短篇小说忽然影响大了起来。

朱苏进安慰我说，放心吧，我保你能考上。

我不可能放心，他友好地和我打赌说，你要考不上我请客，你要考上了就你请客，把部队参考的文友都得请上。

我巴不得能请上这次客，就一口说定了。

结果是我请了客，朱苏进打赌很少有输的时候。

我非常高兴，我迈进自己心中的文学圣殿啦。

这所文学圣殿最先给我打下烙印的竟是厕所，一排独立于整个院落西南角的平房厕所。

那时文讲所离现今的亚运村不远，在元大都土城遗址旁边的绿化队林丛里，清一色的砖瓦房。

院里院外都是树木，让我记忆最深的树是我们东北没有的柿子树。

厕所门前就是一排柿子树，秋天时蹲在厕所里就可以看见树上一盏盏红灯笼似的熟了的柿子。

若是解完手忽然起了馋心顺手摘一个吃了也不算什么，但那时我穿军装耳边总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约束声响着，只在心里吃几个算了，手并没有真伸上去。

关于厕所外面柿子的印象是后来到了秋天才有的，开初的烙印是师生一边同蹲厕所一边左右唠嗑的情景。

那个室外的平房厕所七八个蹲位，是没有隔断的。

记得开初有一天，刚蹲下就进来了杨觉和毛宪文老师。

二位老师若无其事在我左右蹲了就聊问部队的这事那事，我不仅嘴上拘谨，其他更是紧张，根本就无法完成解手任务。

待二位老师系了裤带悠然离去，我这个军人才慌忙用力，惟恐再来了哪怕不是老师的也解不下手来。

当然，到了后来，哪怕是作协的领导如冯牧先生一同来蹲，我们也能如杨、毛老师那样若无其事了。

当初文讲所条件就是如此简陋，只有一间作为教室的大点的屋子，兼做会议室和俱乐部，凡集体活动都在这间屋子进行。

另一间大点的屋子是食堂。

所谓大点是与宿舍比，其实食堂只能站下全体师生四十多人排队买饭，连一张坐下吃饭的桌子也没放，都是排队买了饭回宿舍去吃。

等到变成鲁迅名下的文学院了，才搬到现在的呼家楼十里堡，不仅有一栋楼也有一个放了许多张桌子可供师生一同坐着就餐的独立食堂了。

如果用最简明的话概括一下当时的文讲所和后来的鲁院有什么不同，我看就是，文讲所是师生同蹲厕所却不能同坐吃饭，而鲁院是师生再也不能同蹲厕所却可以同坐吃饭了。

关于宿舍，不论是文讲所还是鲁院，都是三人一屋，不过后来是楼房，而且房间面积大了些，床也换了新的。

文讲所时期的娱乐活动，主要是北方称做“撞拐”

的南方叫做“斗鸡”

那种很消耗体力也非常有趣的男性运动，再就是虽然男女皆宜其实只有男同学能抢得上的羽毛球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