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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粮食关系（第4页）

**时候的一九六八年从学校直接参军的。

从此粮食定量就从每月的三十二斤变为四十来斤。

那时部队的粮食基本够吃，主要是靠自己养猪种菜保持够吃的，也难有什么结余，有结余的单位差不多就是先进单位。

那时吃饭总是狼吞虎咽的，吃慢了就容易最后缺半碗。

吃细粮时缺的危险性就更大了。

军营里有句话，兵好当，岗难站，高粱米籽难吃。

连队的高粱米籽是最难吃的，我吃一年多后就调机关当新闻干事，是干部了，开始每月领工资吃饭交伙食费。

那时要经常下部队采访，写了稿子也常到报社去送，这样就得频繁和粮票打交道。

下部队或到上级机关开会以及到报社送稿，第一件事就是取粮票，数量根据出差的天数而定。

粮票印制的精美程度和纸人民币很接近，所以粮票在人们心目中并不次于人民币。

但省级地方粮票印制要差点，最简单的要属北京粮票。

像三张现在的五毛钱普通邮票横着连起来那么宽窄，纸也较普通。

电视剧《小井胡同》中那个那六爷之所以能在挨饿时伪造粮票，就因为是在北京。

那时候年轻，独身汉子，几乎每周都要离开自己的伙食单位出一次远差或近差，所以有五件东西几乎是随身带的；毛主席语录本、笔、小本子、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费，还有粮票。

那粮票时时提醒你，斤斤计较这个词是不适用的，粮票是每个人的最重要的生存票之一，应该两两计较才对。

记得有一年我在长春的《吉林日报》学习，我们团政治处主任去看我，报社一个朋友请我们和主任到他家做客。

吃过饭走时主任向我那朋友家交了两元钱和半斤粮票。

那年代的军人都有根死死的弦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

一针一线是最微不足道的，都不能白拿，何况那么重要的粮票呢！

那时我们中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票证国家，肉票、糖票、布票、自行车票、电视机票、理发票、洗澡票……而粮票则是最重要的生命之票。

人被太多的票证所累，生活也够沉重的。

但那时的票证带有共产主义的性质，于底层百姓有利。

家庭人口多的贫民人家，钱紧不能将票证用完还可用于和亲友们互通有无，而既没钱又无票证的百姓们就真的一无所有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挺喜欢无票无证的生活。

在军队供职那二十五六年中，只有四五次较长时间离了粮票吃饭。

最长是刚入伍在连队当战士的近一年时间，那是真正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

从官长到士兵，从新兵到老兵，一律同吃同住，伙食平等，不用斤斤计较两两计较钱粮，一心出力做贡献就是了。

平等的挨累累死也不觉得，反而累得心情舒畅，高粱米饭大白菜，谁都一样吃一样干，累也不算什么了。

这种生活当了干部调到机关后又经历过两次。

一次是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

前发生举世瞩目的唐山大地震时。

快傍晚时接到通知，让我和另一位老同志当夜随路过沈阳站的抗震救灾部队军列出发。

我们只来得及开了张采访介绍信和军人通行证，从自家划拉点钱和粮票，就背着行李爬上了一列深夜通过的军车。

救灾如参战一样紧急，和部队一同赶到现场后，一片废墟的唐山大地，什么票证也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