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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粮食关系（第3页）

那两年挨饿的事儿我在《父亲祭》里写过一些，不想再重复了。

得感谢饥饿使我懂得了粮食的重要。

如果我当国家领导人的话，绝对会重视农业的，不管机构怎样需要精简，我也要设立一个“国家粮食部”

。

这都是现在吃饱撑的说笑话，那时候可没心思说任何笑话，连我们最嘴馋的小孩儿盼吃细粮的心思都没了，所以只要是有粮食的饭对谁几乎都等于过年。

原来我还以为只我们那块儿的人这样，后来参军到部队也听到不少这方面的事，才懂得那两年全国人民的肠子都如扎了眼的自行车胎。

解放前参军长我十好几岁的老兵老田，一提当年挨饿就反思自己因为得不到二两干粮而怀恨战友的事……

一九六四年我离开家乡小镇到县城去住宿读高中，粮食关系便随着学籍转到巴彦一中。

那时不正常的挨饿已经过去，我们高中生的粮食定量又最高，所以没留下饿的印象，倒是开始有馋细粮馋好菜的印象了。

高中那三年，我的定量基本够吃，即使缺一点儿，每月从家里带点儿干粮儿也吃饱了。

在学校吃饭比在家要省事儿，不用每月干“领粮”

的劳务了。

记不清“粮票”

具体是从哪年实行的了，我是从一九六六年“**”

开始后对粮票有印象的。

粮票一般是国家工作人员出差才从粮本上取出来用的，我们学生不存在出差不出差的事。

但“**”

开始不到一年，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开始了全国大串联，这就遇到了离开学校的伙食到外面世界去使用粮食关系的问题。

那时学校已基本是红卫兵说了算，我们便以红卫兵的革命需要为理由，从学校总务科管伙食的老师那里把一个季度的粮票和助学金提前领出来，再管家里要上三个月的伙食费，开始了从家乡到北京四千多里的徒步长征。

我们的长征串联队一共十三人，除队长外，还有宣传委员、文艺委员、卫生委员，还有一个生活委员（也叫伙食委员），这个委员就是我。

每天都要赶路，每天都要住宿，每天都要吃三顿饭，我这个伙食委员就比别人多操心。

各城镇都有红卫兵接待站，哪路红卫兵到了都是同样的饭菜，吃完交了钱和粮票走人。

到了农村就得现找生产队领导安排，安排在谁家吃就把钱和粮票交给谁家。

到了穷困一点的地方吃的是地瓜，我们也要交粮票。

我们出省带的都是全国粮票，里面已包括了油和细粮。

省内粮票不带油和细粮，到了外省也不好用。

因为途中丢了一回伙食费，加吃病号饭的人次越来越多，我们带的钱粮提前用光了。

后来那些日子，每顿饭都由我统一用从学校带出的介绍信打好欠条留下。

当时国务院有通知，对有特殊情况的学生红卫兵可以凭介绍信打欠条吃饭，返校后寄还。

经我手打的欠条，返校复课闹革命后都一分一两不差寄还了。

因为那时我们叫毛主席的红卫兵，对毛主席号召的向解放军学习，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当回事。

一路上就直接向解放军学习了好几回，不仅一分不差交钱一分不差交粮票，还帮房东挑水，扫院子，打场，理发，干力所能及的活。

有的贫下中农看我们干了不少活，便执意不收我们的饭钱和粮票，我们都通过种种办法悄悄留下，以实现走一路红一线的誓言。

我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