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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残忍臣民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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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且介亭杂文》一书中,鲁迅先生写过一篇《病后杂谈》,其中谈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古代酷刑“剥皮揎草”
。
即是将一个活人的皮,生生的剥下来,然后塞上草。
想像一下那行刑的场面,肯定是惨不忍睹。
在历史上,大概只有一些极凶残的暴君、酷吏和杀人如毛的流寇、盗贼,才下得了这种毒手。
然而,在明代,从朱元璋开始,有好几任皇帝,都曾正式地采用过这种野蛮刑法。
堂堂大国的统治者,到了如此失却人性的地步,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少见。
所以,鲁迅先生说:“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
(与曹聚仁先生的通信)
将这位小和尚出身的皇帝,称之无赖,倒也恰如其分。
老实说,政治家不无赖者也少,非无赖还不足以成大事咧!
指望他们诚笃、敦厚、善良、质朴,无异缘木求鱼。
朱元璋登基以后,据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引野史《草本子》载:“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
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
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
把元代血淋淋活剥人皮的刑法继承下来,进行他的恐怖统治,其嗜杀成性的恶本质,就非一般的市井无赖的行为了。
所以,赵翼认为:“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
这“盗贼之性”
,才是击中了朱元璋的要害。
盗贼,就是武装了的无赖,其特性就是无所不为地破坏,就是无时不刻地疑惧,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地要达到目的。
朱元璋,自小出身流氓无产者,来自不务正业的社会底层,在压迫下生长,对社会充满了仇恨,这种毁灭破坏的欲望,格外过敏的敌意,狡诈多变的性格,不怕采用最卑劣手段的恶毒行为,表现得更为突出,这就是历史上的朱元璋。
所以,凡周遭的一切,足以危及到他认为的安全底线时,他最主要、最常用、最先考虑、最干净利落、最省事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一个字,杀。
从历史上看,不光这位朱皇帝,凡文化素质鄙陋、文明程度低下的统治者,其人性中的恶本质,往往无法自控,要杀人,要大杀人,要让刽子手尽量延长被杀者的死亡过程,在无限痛苦中一点一滴地耗尽最后的生命,其惨无比。
说白了,“盗贼之性”
,也就是反文明的兽性。
文明多一点,兽性少一点;而文明少一点,或者失掉了最起码的文明,社会便堕入黑暗与血腥之中,人命甚至比蝼蚁都不如。
这种统治者的残忍,是中国人世世代代受难的根源。
刘邦和朱元璋,都是揭竿而起的革命者、但也都是流氓无产者,大凡开国之君,要没有一点痞子风格、流氓精神,也难以立国。
朱元璋落魄到庙里当小和尚,虽然不好好念经,偷鸡摸狗,明抢暗盗,但划一个赤贫阶级,当无疑问。
不贫他会偷吗?刘邦不但不偷,还能在基层政权里当差,拿工资,而且他老爹在乡下有点田地,富农成分总是有的。
这两人的受教育状况,史传无记。
但刘邦能“试为吏,为泗水亭长”
,经得起一试,说明他多少识得几个大字,有一定文化,要不然,不会在衣锦还乡时,对众乡亲吼起“大风起兮云飞扬”
那样的顺口溜了。
也怪,中国的皇帝都会写诗,连那位没当上正式皇帝的黄巢,也有一首“我花开后百花杀”
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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