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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宋元（第1页）

第五章　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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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927—976）　宋朝开国皇帝。

他依据“先南后北”

的策略，完成统一大业；两次“杯酒释兵权”

，解决藩镇割据的局面；贮藏钱帛布匹，以期赎回燕云十六州。

皇帝发的誓，而且是开国皇帝发的誓，对其继承者是具有绝对的权威和约束力的。

九百多年前的赵匡胤，敢立这块不杀士人的石碑，固然出于他万世基业的考虑；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势所必然的，符合社会发展的行为。

中国人好说“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赵匡胤要结束军人对政治的干预，也许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第一位。

“枪杆子出政权”

，此乃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真理，但另外半句，早在一千年前赵匡胤就身体力行了，枪杆子可以出政权，但这个政权绝不能再被枪杆子左右。

实行文官制度，由政治家治国，而不是军事家治国，便是赵匡胤执政的奋斗目标。

誓碑虽小，意义重大，因为它极其明确地刻了“不杀”

二字，也就给实行这种文官制度有了最起码的保障。

在此之前，中国的士人，也就是文人、读书人、知识分子，是被统治者视为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的“衙役”

，是被权力拥有者视为用得着时用之用不着时甩之的“抹布”

，是被当官的、有钱的、拿刀动枪的视为可以骑在头上拉屎撒尿的“臭老九”

，当然更是被以秦始皇为首的暴君们视为大逆不道的整肃对象。

在此之后，至少在这块深藏于密室的誓碑上，有一行字：“士人不可杀。”

大宋王朝，第一，并非没有杀过士人的纪录；第二，但也确实有士人杀得较他朝为少的纪录。

这誓碑意义非凡。

中国之文化精神，其辉煌灿烂，其博大精深，其传统悠久，其生命力蓬勃，是有超越历史而万劫不灭的能量。

视文化为民族生命，视文人为国家栋梁，乃有史记载的三千多年以来中国人的精神传承。

中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是因为其国力强大，不是因为其人口众多，不是因为其地大物博，也不是因为其历史悠久，而是因为其拥有的这种文化渊源。

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败弱过，穷困过，破碎过，被人侵略得险几亡国过，但之所以得以衰而不败，败而不灭，灭而重生，生而不息，得以筚路蓝缕，走出困境，含苦茹辛，摆脱绝地，全在于支撑着我们精神的这颠扑不破、历久弥新的由方块字组成的文化传统。

在中国，也许一段相当时间内，文明会被抑制得喘不过气，文化会被扼杀得了无生气，文人会被箝制得万马俱喑，文学和文艺会被整肃到寸草不长、颗粒无收。

但是，这种誓碑上的精神传承，犹如横亘在中原腹地的长江大河一样，枯水期再长，也不会断流。

中国人经过千年以上的摸索，由昏沉蒙眛的黑夜，走向启迪觉醒的黎明。

赵匡胤顺应了这样的潮流，故而王夫之在《宋论》中曾经说到这块誓碑：“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

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

呜呼！

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

一个受到压迫的人，方知不受压迫之可贵，同样，一个压迫惯了的人，要他收手不压迫人，也难。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深知文人在压迫下，难以为文，难以为人，这位遗民甚至要躲到湘西石峒，才能摆脱大清王朝文网的压迫，所以，他对赵匡胤的这项措施评价极高。

道理很简单，人只有一个脑袋，它可不是韭菜，割掉一茬，仍可再长一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