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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宋元（第2页）

因此，赵匡胤这块誓碑，基本能够约束后来的执政者，给文人带来一点安全保证。

中国封建社会，一共有过三百多个皇帝，只有他发了不杀士人的誓，舍他，无人敢做这样的承诺，而且，大宋王朝三百年，勉勉强强也还是按照他的誓言去做，不杀，或者尽量不杀士大夫，所以，他真是很了不起。

这一点，赵匡胤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然而，历史上少有人注意宋太祖此举，即或有，也一笔带过，或者存疑，只有王夫之以“盛德”

二字，表示他衷心的赞美。

赵匡胤的这块誓碑，有论者以为，不仅达到中国封建王朝全部历史上的“民主”

高峰，更有论者谈及，还说明了昏君、庸君也许不把这种精神传承放在心上，不等于明主、英主不把这种精神传承不当回事。

秦始皇焚书，医药的书，农林的书，他是不扔到火堆里去的。

这说明，即使暴君在下手屠杀文人、灭绝文化时，他作为一个中国人，这种血脉传承的精神渊源，也还在起着作用。

除非他已经是畜生，是野兽，否则，总会存有一丝一缕的考虑。

这也是五千年中国文化传统，得以绵延至今，还发扬光大的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有宋一代，对于文人比较优容，也比较信任，其人事政策的起源，是与这块在962年（建隆三年）所立的誓碑分不开的。

德国经济学家库恩（Dieter　Kuhn）在《宋代文化史》一书中指出，中国11世纪至13世纪发生了根本的社会变化，首先，文官政治取代了唐朝的以地方藩镇为代表的军人政治，受到儒家教育的文人担任政府高级行政官员；孟子以王道治国的思想第一次付诸实施。

其次，宋朝在农业文明、城市文明和物质文明（如手工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

农业技术的新发展，新土地的开发，以及农作物产量的提高，奠定了宋朝经济繁荣的基础。

城市商业和手工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出现了以商人为代表的新富人阶层，促进了饮食文化、茶文化、建筑和居住文化的发展。

因此，库恩甚至认为，宋朝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和近代的开始。

美国历史学家墨菲（Rhoads　Murphey）的《亚洲史》第七章“中国的黄金时代”

，对于这个黄金时代有精彩的论述。

——这是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的时期。

它拥有大约一亿人口，“完全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生产力最高和最发达的国家”

。

——在宋朝，作为中华帝国主要光荣之一的科举制度达到了它的顶峰。

得到选拔的官员中，有三分之一或更多来自平民家庭，“如此高的社会地位升迁比例，对于任何前近代甚至近代社会来讲，都是惊人的”

。

（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关心文学史，对于唐宋文人稍有所知的读者，一定会了解宋代对文人授官之高，胜于前朝。

以“唐宋八大家”

为例，唐授韩愈、柳宗元的官位，也就是刺史、侍郎等职，相当于省市一级、地市一级。

而欧阳修、苏轼的官位，大抵都相当于省部级，而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等人，更是进入中枢决策层面的要员。

这就是王夫之对赵匡胤所赞美的“不谓之盛德也不能”

了。

虽然，说到赵匡胤，都会加上“行伍出身”

四字，他的御像，也是粗黑肥硕，与读书人之文雅清秀，毫不搭界。

其实从他的祖辈起，历后唐、后晋、后汉，至后周数朝的军人世家，不仅拥有殷厚的根底，还渐渐拥有门阀的褒望。

从他的高祖开始，为县令者、为藩镇从事者、为刺史者、为检校司徒者，不一而足，在涿州时即为名门望户，在太原时更为世家豪族，当赵匡胤出生在洛阳夹马营时，家道不幸中落，然而大户人家的出身，贵族后裔的履历，诗书礼教的素养，传统精神的渊源，在气质上、在教养上，已非前辈那一派赳赳武夫的形象。

凡读过孔孟之书、受过学塾教育、稍知斯文修养、略懂温良恭俭的中国人，对于文明的趋附、对于文化的亲和、对于文人的认同、对于方块字的敬重，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稔知熟悉的亲近感、亲切感。

而那些识字不多、读书不多、思想狭隘、意识愚执的农民和小生产者，也就是那些以“大老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