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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宋元（第3页）

为荣的，而且还握有一定权力的人，才会抵制文明和文化，才会忌畏文人和士子，才会趁着政治运动之际，挟嫌报复，狠下死手整知识分子。

因此，与文化素质缺欠的领导人，或文明修养差池的掌权者，是根本找不到共同语言的，这就是庄子在《秋水篇》里所讲的：“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

这就像与一个坐井观天的人，无法交谈万里无云的广阔天空一样，局限于视野，偏颇于眼界，拘束于心胸，窒碍于头脑，一个正常人是不可能与一窍不通的榆木疙瘩，彼此沟通，相互呼应的。

巴尔扎克有言，不经过三代的陶冶，成不了贵族。

《千里送京娘》中的那个善良护送弱女子的男主角，就是赵匡胤。

其正直，其正派，其正经，其正大光明，成为话本演义、弹词杂曲的正面形象。

赵家虽属武将，世代从军，但宋太祖却是个异数，酷爱读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

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

。

公元958年，“从世宗平淮甸，或谮上于世宗曰：‘赵某下寿州，私所载凡数车，皆重货也。

’世宗遣使验之，尽发笼箧，唯书数千卷，无他物”

。

据《宋史》，“既长，容貌雄伟，器度豁如，识者知其非常人”

。

甚至为周世宗柴荣视为隐敌，对他心怀戒意。

崇文抑武，在赵匡胤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做不到，以儒冠为尿壶的汉高祖做不到，动不动拿文人祭刀的魏武帝做不到。

甚至连从谏如流的唐太宗也做不到，因为李世民征讨一生，武是第一位，文是第二位，这是他必然的排序，也是历代最高统治者的必然选择。

而赵匡胤能做出历朝历代都未有过的改变，应该是他总结了唐末至五代，从公元875年黄巢起义起，或许从公元755年“安史之乱”

起的200年间频仍战乱的历史经验。

“陈桥兵变”

当上皇帝以后，如何改变唐末至五代以来各地藩镇节度、相互割据、军人统领行政、胡作非为的弊端，如何消除动辄刀枪相见、兵燹成灾、中央操控不了、天下大乱的败象，成了他念念不忘之事。

他曾经对赵普感慨过：“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

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在他眼中，一百个文臣的贪浊，其危害性也不如一个将领的作恶。

所以他下决心要用文人来治国理政，于是，就有了这块誓碑。

不得杀士大夫，虽然是最低程度的安全保证，但却给文人从政为官、发挥才干、敢于直言、恪尽厥职，创造出宽松的氛围、良好的环境。

据说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科举后，站在午门城楼上看新科进士鱼贯进入朝堂，对左右的人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其实唐朝每次科举的录取率仅为宋朝的十分之一。

唐二百多年，进士登科者三千多人；宋朝三百多年间，进士登科者十万多人。

这充分说明赵匡胤是下决心要实行文官制度的，为此，他在选拔人才、储备人才上，采取兼收并蓄、多多益善的政策。

而且直接取之民间，实施最公平的择优录取方针。

宋代采取“重文抑武”

的国策，第一是赵匡胤对于历史的经验总结；第二是他自身文化素养、精神渊源的影响所致；第三，恐怕更是他对于武将夺权篡位的巨大威胁，始终不敢掉以轻心、耿耿于怀的警惧。

因为他自己搞过这样一次突然袭击，也就是“陈桥兵变”

，侥幸得以成功，他不能不戒之、惧之，不能不防患于未然，不能让别人再捡这个便宜。

其实“黄袍加身”

的发明权，并非他的首创，而是蹈袭他的上司郭威。

他的老长官起事就更仓促了，甚至连黄袍这样重要的道具也未准备好，只是扯下旗杆上的黄旗裹在身上，就剑不出鞘，刀不血刃，把江山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