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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宋元（第4页）

这种投入极低，产出极高，堪称价廉物美的兵变模式，对那些野心不小、胃口很大、头脑简单、手握虎符的将帅，肯定极具**力。

所以他当上皇帝以后，自然不能让别的将领，如法炮制来对付他。

说白了，这种兵变模式，太容易被复制了。

更何况他深知唐代拥兵的藩镇，是如何不停制造内乱的；五代跋扈的武将，是如何夺权篡国称帝的，而要让将领们死掉篡夺之心的最佳之计，莫如剥夺他们的统兵之权，成为一个“光杆司令”

。

因此，这才有赎买政策的“杯酒释兵权”

，这才有“兵不识将、将不知兵”

的军事建制，这才有重用文官的系列措施，这才有大量招收士子的科举制度。

这固然是后来败亡的“积贫”

、“积弱”

和“三冗”

（‘冗官’、‘冗兵’、‘冗事’）后遗症的由来，但也是因经济发达、市场繁荣、文化鼎盛、科技昌明，造成大宋王朝成为中国历史转捩点的原因。

宋朝以文臣驾驭武将的基本国策，是以祖宗家法为历代皇帝认真执行的。

宋太祖当上皇帝后，针对当时的乱象，曾对赵普发过感慨。

图为明朝刘俊《雪夜访普图轴》（现藏故宫博物院），描绘了宋太祖雪夜探访赵普的故事。

关于这块“士人不可杀”

的誓碑，首见于宋朝叶梦得的《避暑漫抄》：

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

因敕有司，自后时享（四时八节的祭祀）及新太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

独一小黄门不识字者从，余皆远立。

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出。

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

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

靖康之变，门皆洞开，人得纵观。

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后建炎间，曹勋自金回，太上寄语，祖上誓碑在太庙，恐今天子不及知云。

据《宋史·曹勋传》，已经被俘虏到金国为降人的宋徽宗，对即将南归的曹勋交代：“（太上皇）又语臣曰：‘归可奏上，艺祖有约，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

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

每念靖康年中，诛罚为甚。

今日之祸虽不在此，然要当知而戒焉。

’”

两宋王朝对于文化人的优容，这块誓碑起到极大的作用。

第一，因系太祖所立，具有国家法律的权威；第二，赵匡胤为赵氏家族的开国之君，他所立的誓碑，自然也就有钳束整个家族的契约力量；第三，围绕誓碑的神秘设施、神圣仪式，以及谶语诅咒，对后世继承人的阻吓作用，是毫无疑义的。

在中国、在世界，如果不是唯一，也是少有这样器识的最高权力拥有者，敢于做出以碑刻这种不易磨灭的方式，发出誓言承诺，不得杀文人、士大夫以及言事者。

王夫之说：“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

张邦昌躬篡，而止于自裁；蔡京、贾似道陷国危亡，皆保首领于贬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