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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宋元（第5页）

后来的研究者，对于赵匡胤誓碑的真实性存疑，理由有三：一是“靖康之变”

发生时，《避暑漫抄》的作者叶梦得不在京城；二是未见宋朝李焘所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与元朝脱脱所著的《宋史·太祖本记》中，有过类似记载；三是如此盛德之举，正应借以广树恩信，延揽人心，没有必要秘而不宣，讳莫如深。

这就是读书人读多了书以后的“知多识少”

了，唯奉本本主义，而眛于事理常识。

其实，非作者亲眼目睹的事实，不能断言其不存在；未见于信史所载，也不能说明传闻便是杜撰；至于当时为什么不利用这项德政，大肆宣传，制造舆论，只不过以今人发红头文件、开群众大会、学报纸社论、谈学习心得的行事方式，加诸前人而已，这就是书呆子的好笑了。

试想一下，赵匡胤不是傻瓜，这种皇室内部的密约，具有相当程度的底牌性质，怎能公之于众，成为束缚接班人手脚的羁绊呢？我们还可以想象一下，五代以来，武人嚣张成性，能够忍受对如此“二等公民”

的安排吗？而做小媳妇做惯了的知识分子，得此尚方宝剑，那还了得，岂不要骑在皇帝的脖根子上拉屎吗？

宋代以文臣驾驭武将的基本国策，一以贯之的重用并优待文臣，轻易不杀臣下的大政方针，实际上是以祖宗家法为历代皇帝所遵奉，并认真执行的。

从《续资治通鉴长编·仁宗·庆历三年》的范、富争论，范仲淹多次提及“祖宗以来”

，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却是明白这块誓碑，有一条可以约束皇帝的戒律。

“初，群盗剽劫淮南，将过高邮，知军晁仲约知不能御，谕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劳，且厚遗之，盗悦，径去不为暴。

事闻，朝廷大怒，枢密副使富弼议诛仲约以正法，参知政事范仲淹欲宥之，争于上前。”

范仲淹认为：“郡县兵械，足以战守，遇贼不御，而又赂之，此法所当诛也。

今高邮无兵与械……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

仁宗“释然从之，仲约由此免死。

既而，弼慢甚，谓仲淹曰：‘方今患法不举，举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众？’仲淹密告之：‘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

’”

从《退斋笔录》所载元丰年间，神宗欲处置一名办事不力的转运使，蔡确和章惇也是以“祖宗以来”

四字逼皇帝让步。

当时，对西夏用兵失利，神宗很没面子，要杀这个失职的转运使，一以卸责，二以泄火，三以树威。

没想到承旨办案的宰相蔡确，却拒绝执行。

他的理由是：“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

接下来，神宗说，不杀可以，“使刺配远恶州郡”

。

时为门下侍郎、参知政事的章惇，坚称不可，“如此，即不若杀之”

。

他认为，“士可杀，不可辱”

，黥面对士人来说，胜于刑戮。

事后神宗对二人喟然长叹：“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

章惇居然像吃了枪药似的回答道：“快意事，做不得也好。”

这种臣下顶撞主子的回答，宋以前的秦、汉、唐听不到，宋以后的元、明、清更是听不到。

蔡确敢顶着神宗不办，章惇敢力阻刺配，都是有这个“祖宗以来”

在撑腰，神宗无可奈何地收回成命，只好做罢，也是不得不顾忌这个“祖宗以来”

。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

首先，大宋王朝舍太祖外，无人配称祖宗。

说“祖宗以来”

，就是指赵匡胤的这块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