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五章 宋元（第6页）

其次，这块誓碑，除了皇帝外，再无他人亲眼目睹，所以无人敢公开直接地说出口，于是约定俗成，用“祖宗以来”

而讳说誓碑。

第三，只要一说“祖宗以来”

，誓碑上一、三两条，都非重点，要害就在“不杀士人和言事者”

这一条。

也许正是这一份自古以来对文人士大夫从未有过的保护条款，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焕发，能动性大增，创造性蓬勃，从而推动了宋朝的发展和变化，成就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辉煌。

宰相吕大防对宋哲宗说得再明白不过：“自三代以后，唯本朝百三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

唯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

他所以如此宣讲，也是要宋哲宗记信誓碑的祖训。

而这个得以接神宗大位的年轻人，在他真正掌握帝权后，马上就报复当年谏诤过他“好色”

的刘安世和范祖禹，绝无“宽仁”

可言。

起初，他虽为帝，但垂帘问政者为宣仁高太后。

这“好色”

二字，要是惹老太太不高兴，很可能废了他，所以他特别恨这两个人多嘴。

于是，御笔一批，说这两位台谏，“辄造诬谤，靡有不至，迹其用心，宜加诛殛，聊以远窜，以示宽恩。

范祖禹特责授昭州别驾，贺州安置。

刘安世特责授新州别驾，英州安置”

。

从他所用“诛殛”

一词来看，大有不杀不足以泄旧忿之意。

其心胸歹毒褊狭，可想而知，如果没有太祖誓碑，如果没有“天必殛之”

的诅咒，早砍下他俩的脑袋了。

因为誓碑的约束，因为谶语的威吓，他住手不予“诛殛”

，所以，他也就敢宣称自己，“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杀戮大臣”

，这当然是表面文章了。

可他不得不说这番话，说明他“跪瞻默诵”

过这块誓碑，大概不敢不太当回事的。

再从北宋时期著名的“乌台诗案”

和“车盖亭诗案”

看，这两起“文字狱”

的事主苏轼对神宗的大不敬，对时局的大不满；蔡确以唐代的武则天，影射当朝主政的皇太后，那矛头直指最高领袖，是明显不过的“恶攻”

罪，要是放在明朝，或者清朝，肯定是活不成的了。

可在宋朝，他们只止于被流放而已。

虽然被流放，得以保全性命，但缓慢的死亡，无穷的折磨，更是一种苦不堪言的惩罚。

《宋稗类钞》说过：“章惇恨安世，必欲杀之。

人言春、循、梅、新，与死为邻，高、窦、雷、化，说着也怕。

八州恶地，安世历遍七州，所以当时有‘铁汉’之称。”

像刘安世居然能够存活下来，像苏轼最后赦回中原常州，是极少的幸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