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五章 宋元（第7页）

凡流放于荒州野县的两宋政治人物，最后无不瘐毙于蛮烟瘅雾的毒域。

然而，比之明朝的“腰斩”

、清朝的“凌迟”

，相对而言，就算是“仁政”

了。

若无赵匡胤的誓碑，恐怕连这点“仁政”

也是不会有的。

两起“文字狱”

事件，很大程度因党争而起：神宗支持变法，变法派便借苏轼一案，打击反变法派；同样，哲宗继位后，宣仁高太后主事，她反对变法，反变法派便拿蔡确一案，搞倒变法派。

但是，当案件进入实质阶段，到底要怎样处置时，是杀是关，是释放还是流放，便出现与他朝迥然不同的众说纷纭现象。

明朝也好，清朝也好，“文字狱”

的第一目的：消灭意识形态上的异己分子，镇压持不同政见的文人；第二目的：亮出屠刀，人头落地，杀鸡给猴子看，警示文人必须夹着尾巴做人，按照主流意志行事。

元、明、清的知识分子，恨不能把头缩进裤裆里去，吓得连屁也不敢放得一个，就是没有大宋王朝“不杀士人和言事者”

的保证。

所以，在宋朝，无论变法的，反变法的，对于蔡确的惩罚，齐感不妥。

遂不分殄域，不计前嫌，联合起来，要求皇帝按祖宗之法，也就是按赵匡胤誓碑来处理。

北宋这两起“文字狱”

案件，雷声大，雨点小，都以流放了结。

苏轼流放得近一点，蔡确流放得远一点，这就是赵匡胤那块誓碑的作用了。

“乌台诗案”

来势汹汹，大有就地正法的形势。

苏轼被押到开封，关进大牢，大家都替他捏把汗，他自己也吓得魂不附体。

慢慢地有人为他缓颊，都拿誓碑的精神说事。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轼既下狱，众危之，莫敢正言者。

直舍人院王安礼（王安石之弟）乘间进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谪人。

按轼文士，本以才自奋，谓爵位可立取。

顾碌碌如此，其中不能无觖望。

今一旦致于法，恐后世谓不能容才，愿陛下无庸竟其狱。

’”

章惇也规谏过神宗：“轼十九擢进士第，二十三应直言极谏科，擢为第一。

仁宗皇帝得轼以为一代之宝，今反置于囹圄，臣恐后世以谓陛下，听谀言而恶讦直也。”

关了苏轼三个月后，不想、不愿、也不敢杀文人的神宗，终于将他释放了。

对他的处分还算手下留情，只是发配到湖北黄州这不算太边远的边陲县份，任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相当于推一推就过去、拉一拉就回来，不一棍子打死，给出路的政策。

有饭可吃，无公可办，那时大概不用写检讨、作交代，这样，他倒有足够的时间吟诗作赋，著名的《赤壁赋》就是在黄州写出来的。

“车盖亭诗案”

的处理，比较复杂。

元朝脱脱编《宋史》，将蔡确列入奸党传未必合适，但自宋而元而明，对“王安石变法”

的看法，一直负面，也是客观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