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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怪策（第7页）

他推行新政的最得力的副手吕惠卿，也是出卖他、导致他最终失败的主力。

王安石下台以后，在南京天天要写“福建子”

三字，以泄他对这个人的怨恨。

有一次，苏东坡在南京见到他，谈起变法的成败，王安石还恨个不已，大骂是吕惠卿把事情搞砸了。

但变法失败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青苗、保甲、免役诸法，有利民的一面，也有扰民的一面，而贯彻执行新法，依靠的仍是旧的官僚行政机构，结果本来有利于民的政策，也会变质而给民众带来深重灾难。

《邵氏闻见录》中说道：“又所遣新法使者，多刻薄小人，急于功利，遂至决河为田，坏人坟墓室庐膏腴之地，不可胜纪。

青苗虽取二分之利，民请纳之费，至十之七八。

又公吏冒民，新旧相因，其弊益繁。

保甲保马尤为害，天下骚然不得休息，盖祖宗之法益变矣！”

《拗相公》是宋人话本，其中所描写的老百姓对于变法的深恶痛绝之情，不能说没有一定的真实性。

当然，还有并非不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进行政治变革的领袖，若不具有一定的人格力量，而是一个怪人、一个拗相公，必然失去号召力、凝聚力和向心力。

作为文学家，也许倒是其性格色彩，足以魅人；作为政治活动家，怪诞乖戾，险谲诡异，躁迫强直，刚愎自用，“逆意者虽贤为不肖，附己者虽不肖为贤”

，也是这次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

苏东坡的老爹苏洵，就为此写了一篇《辨奸论》：“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其祸岂可胜言哉？”

这个人，就是指王安石而言的。

接着，就谈到了他的怪：“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

今也不然，衣臣虍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

一个连自己胡子上爬着蝨子也不自知的人，还有什么可以指望的呢？最后，他对于这位怪人王安石，所得出的结论是：“凡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刀、易牙、开方是也。”

因此，碰上这类以怪待价而沽，以怪欺世盗名，以怪招摇过市，以怪不可一世的文人，还真得想想苏老泉的这番话。

王安石罢相以后，回到金陵去了。

他的住宅附近，有一个地名叫“谢安墩”

，指挥“淝水之战”

的谢安，又名谢安石，曾在此地落过脚。

东晋至宋，也是好几百年的事了，王安石这个怪人，也怪得太无边无际起来，为这个“谢公墩”

姓谢而不姓王，写了一首绝句：

我公名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

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

王安石之“怪”

，怪到如此地步，也算是登峰造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