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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怪策（第6页）

’至神宗即位，乃召安石，以至大用。”

神宗耳朵里早被王安石的名声灌满了，王安石和韩维书信往还，很了解这位新皇帝对他的态度。

看来，此公身在金陵，心在汴京，并不是无抱负的傻吃鱼饵的呆子，更不是厌倦仕途的尘外之人，只不过要看什么时机合适，和什么样的皇帝能起用罢了。

所以说，怪也好，不怪也好，装怪也好，都有其现实的考虑。

王安石不是不想出仕的，1058年（嘉祐三年），宋仁宗把他从江东刑狱调到中央来任度支判官，他也曾对仁宗皇帝抱有幻想，上过“万言书”

的。

结果，却碰了个钉子，未被采纳，他怀才不遇，适逢丁忧，只好退隐金陵，待机而动了。

英宗一朝，他因为反对过这位皇帝继承大位，知道不会有好果子吃，所以给他官做他也不做。

等到神宗登基，他认为是时候了，圣旨一到，他不再拒绝做官，马上接受了任命。

不过，他也许觉得一反常态地热衷仕途，和他多年营造的恬淡拒任的形象不那么吻合，到底还是称病，拖延了七个月才进京。

弄得神宗也疑惑起来，是真有病呢，还是冀图高位？

王安石二十多年，韬光养晦，拒不出山，制造空气，声誉鹊起，也有其策略上的盘算。

因仁宗、英宗两朝任职的范仲淹、晏殊、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这些文学上的对手，要想超越的话，还得凭借政治上的优势才行。

而在封建社会里，最大的政治上的靠山就是皇帝。

他深知仁宗、英宗不可能对他另眼相待，所以只有蹲守金陵，等待时机了。

神宗上台，宋王朝积弱的国势，至此愈益衰敝。

仁宗时，国库就“所出无余”

，英宗时收不抵支，出现赤字。

那些文臣们在仁宗庆历年间也搞过新政的，却碰了个大钉子，只能守成求稳了。

新皇帝对这些无计可施的老臣当然不满意，而每年必须要“赐”

给西夏五万两银、十三万匹绢、两万斤茶，以求和平的费用，还不包括节日期间要“赠”

的银、茶、绢、帛的沉重负担。

这还是大宋王朝为买和平所花费的小头，大头是向北方辽帝国的“赐”

，那是十万两银、二十四万匹绢，到神宗朝，辽又提高宋的“赐”

，为二十两银、三十万匹绢。

王安石给仁宗上的“万言书”

，所以石沉大海，是因为那时国家的日子好过些。

但现在，处于内忧外患局面下的神宗，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王安石的变法上，他一展雄图的时机到了。

但是任何一次政治变革，都不会顺利地付诸实施的，势必要触犯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

假如这部分人的力量足够强大的话，变革行动不出母腹，就会被扼杀了，如宋仁宗的“庆历新政”

、清德宗的“康梁变法”

。

假如反对变革的力量虽然强大，但进行政治变革的力量足以旗鼓相当的话，而且能够坚定地排除变革过程中的障碍，变革也有可能获得相当的成果，如秦之商鞅、明之张居正。

如果变革者的计划一出台即遭反对，变革者的营垒又不具有道德高度，而反对派始终保持精诚团结；加之这场变革确实给人带来的不是福祉而是灾难的话，那么，绝无一丝可以成功的可能。

王安石尽管把所有反对变法的人都放逐了，但其中的作家却是最不堪一击的，欧阳修回家养老去了，司马光靠边站了，苏东坡修西湖去了。

但王安石却无法制止由于权力再分配，而造成的自己阵营中分崩离析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