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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欧阳修在那场变法之争中,不过被得意的王安石遣送回乡了事,而苏东坡却被折腾得死去活来,不能不说这其中夹有的文人妒意。
当然,也不能不谈到诸如舒亶、李定等二三流文人,为了整死这位大师,深文周纳、罗织罪名、牵强附会、望文生义,用隐射不敬之罪来陷害苏轼。
舒禀的诗词,写得差强人意,至今犹有流传;李定的唱和,则不上台盘,早已湮没无闻。
但没有一个文人,承认自己不过尔尔的。
而他们很懂得从苏东坡大量的诗词中,鸡蛋里挑骨头,寻找反皇帝、反新政的蛛丝马迹,好将其置之死地。
宋朝由开封迁都余杭,宫廷文档大量流失,总算有一本由同时代的陆游、朋十万收集整理的《乌台诗案》留了下来。
那些整人的手段,在几百年后的今天,读起来犹令人不寒而栗。
这本书里记述了王安石所提拔的那些政治棍子们,出于嫉恨,是怎样向皇帝告苏东坡的黑状。
令人不禁奇怪的是,所有过去和后来的整文人的文人,都靠诬告对手用“隐射法”
恶毒攻击最高统治者,来制造“文字狱”
,这好像成了这类杀手的不二法门。
幸好宋朝的皇帝,比之他朝,要多一点文化素养,不那么相信这些低能儿编制的谰言,这才使苏轼仅被流放了事,而不是被砍下脑袋。
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事!
据同代人王巩的《闻见近录》载:
王和甫尝言,苏子瞻在黄州,上数欲用之。
王禹玉辄曰:“轼尝有‘此心唯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龙飞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蛰龙乎?”
章子厚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龙也。”
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
及退,子厚诘之曰:“相公乃欲覆人之家族耶?”
禹玉曰:“它舒亶言尔。”
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
如果换了一位喜欢对号入座的皇帝,那还不跳将起来,把苏轼给朕推出五朝门外斩首不可嘛!
宋神宗倒还冷静,而且也明白事理,把那些告苏轼的状子,以及检举信、告密信、匿名信之类,都交给中书省存档,然后,由内府审理这件“苏轼诗案”
,终于御笔亲批,贬官外放了事。
不过从这则笔记中,也可看出小人多变的嘴脸,此时的章子厚居然还能说两句正直的话,大概他估计局面未必对苏轼绝对不利。
但后来,他上了台,将苏轼贬往海南岛时,那可是一心想将这位大师从肉体到精神全部消灭的。
十个文人,九个相轻。
这种文学上的计较,常常会走向文人相整的局面。
然而,时光在整与被整中,一天天过去,最后剩下的除创伤外,便是无可回避的老迈。
这便是我在那座东坡亭里,所能体会这位大师的深深感慨了。
苏东坡的一生,政治上从不退让,坚持他的主张;文学上更不买账,他对他那支笔的自信更是雄心十足。
“某生平无快意事,唯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
但他不知道老百姓的一句俗话,越是半瓶子醋,越晃**得厉害,这样,也就越不能容人。
中国文坛上,这类半瓶子醋又特别的多,文人相轻,也就是一种习见的现象。
古往今来,这种谁也瞧不起谁,谁也看不上谁的场面,也不知看过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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