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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伦的山头（第4页）

但是，连一个让其认识形势，待其思想转变，然后使其拱手让位的时间，也不给予，“咔嚓”

一声，搠倒在亭上了。

林冲被高俅逼得无路可走，由风雪草料场逃命出来，投奔梁山泊，图一个避难躲身之处，倒真是万不得已才落草为寇。

至于他个人，手刎王伦，出了那口鸟气，把别人捧上交椅之后，从此在梁山泊便没什么戏好唱了，也可证明他绝无任何篡政夺权的野心。

但晁盖、吴用、公孙胜，人多势重，胸怀叵测，一上山马上看出山寨的分裂因素，马上私底下联络林冲，马上开小会决定应急措施，表明了未必不想促使林冲与王伦之间，发生有利于他们的变化。

结果，当王伦摆下酒宴，捧出银两，要礼送这伙劫了生辰纲的好汉出境时，逼得林冲火并。

几个人假作姿态的拉架，不过是走走形式，于是，以王伦的鲜血，改写梁山泊一页新的历史。

如果王伦有容人之量，本着革命不分先后、多多益善的主张，只要来到水泊，无不双手欢迎。

为了革命大业，你行，你坐头把交椅；我不行，我甘居其后。

不摆老资格，不搞“一言堂”

，我想他绝不至于身首异处。

但他做不到这份宽容，就只好悲剧性地被起义抛弃。

西方学者房龙说，宽容是一种奢侈。

我看未必尽然，应该说，宽容是一种有足够信心的表现。

王伦的毛病，就是囿于自己文不及格、武不如人的弱势心理，产生出由自卑而畏缩，由隔膜而猜疑，由排斥而拒绝，由防备而敌对等一系列的从思想到行动的决策错误。

《水浒传》作者在王伦被杀以后，引用了一句“古人云”

：“量大福也大，机深祸亦深。”

这种因果关系，不是绝无道理的。

能宽容者，多为强者；而不够宽容的人，十之八九在个人才智和总体实力方面，存在着某些虚弱的成分。

唯其虚弱，才有嫉畏，才有计较，才有排挤，才有不共戴天的偏激和狭隘。

谓予不信，看看时下那些标榜“众人皆浊，唯吾独清，众人皆醉，唯吾独醒”

的文坛尊神们，便知端的。

这些尊神们都患了眼高手低、难以为继、不妨姑名曰文学肠梗阻的病，憋得五计六受，才有那张好像欠了他二百吊钱的丧门神似的脸。

正是这种创作实力的衰微状态，才使他们总在那里咬牙切齿、坐卧不安。

过去还能从洋人那里倒腾一点东西，来糊弄劳苦大众，如今海禁大开，他们会玩的那一套，外文水平较好的后生们，玩得甚至更溜。

况且外国文学走过来的路，在我们近来的文学历程中差不多也演示过了。

老实说，此等讨便宜的事，可一可二，而不可三，上帝不会把笑脸老朝着你。

即使学有所成，力能扛鼎，独步文坛，名震宇内，也用不着对侪辈虎视眈眈。

我不禁想起《水浒传》描写的那个时代，北宋的苏东坡刚刚崭露头角的时候，欧阳修给梅圣俞写了封信：“取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

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

他表现出一位前辈作家，对于后来新进作家的提掖扶持之心，宁可自己闪到一旁，也要使后来者得以飞腾，这是一种何等博大的心胸？当苏东坡“之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公为终日喜，前辈类若此。

一日，与斐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

’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公者。

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百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苏诗，便自觉气索”

（朱弁《曲洧见闻》）。

从这里，我们看到欧阳修的宽容，不像如今某些作家那样嫉妒眼红，排斥相轻，只许自己好，不能容忍别人好。

也看到欧阳修的胸襟，不像时下个别文人那样被冷落、被忘却，不在排行榜上、不被人捧人吹，而大动肝火，咆哮不止。

同样，苏东坡在对待比他年轻的同行时，也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