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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麻城与几位小女子、小媳妇谈经讲道之余,顶多也只能流露一点“柏拉图式”
的情愫而已。
做不了,也无法做于连的他,“不如遂为异端”
,挂冠而去,“宁贫贱而轻世肆志”
,以逆潮流的态势,从体制外另辟蹊径,闹出一番他的天地,便是他的目标。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过:“十分显然,李贽没有创造出一种自成体系的理论,他的片断式的言论,也常有前后矛盾的地方。
读者很容易看出他所反对的事物,但不容易看出他所提倡的宗旨。”
这样的评价是准确的。
但是他臆断:“如果他在1587年,也就是他剃度为僧的前一年离开人世,四百年以后,很少会有人知道还有一个姚安知府名叫李贽者其人其事。
在历史上默默无闻,在自身则可以省却了多少苦恼。”
他认为:“李贽的不幸,在于他活的时间太长。”
其实,从这位历史人物的心理状态进行探求的话,他的最大苦恼应该是“不甘为一世人士”
,怕不出名;他的不幸,应该是担心“今世想未有知卓吾子者也”
,这番话,仍是怕不出名。
所以,他宁愿穷苦,宁愿折腾,也不愿默默无闻。
名,是他的一股无名毒火,片刻不宁地在燃烧着那颗不安的心啊!
李贽自杀的前两年——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年过古稀的他,被总理河漕的刘冬星,大概相当于水利部长的要员吧?从南京接到济宁小住。
虽然这是个小城,但却是个古城,当年李白、杜甫曾经在这里做客,至今城内留有遗址。
李贽看了一遭以后,感慨系之:“济上自李杜一经过,至今楼为太白楼,池为杜陵池,池不得湮,诗尚在石,吁,彼又何人,乃能使楼池之名不能灭也!
吾辈可以惧矣,真是与草木同腐也哉!”
中国的士大夫,无论其为主流,抑或异端,都好名,尤好身后之名;追求所谓的不朽,几成一种病态。
特别是那些自以为是的人物者,做顶天立地的大事业,为名垂青史的大人物,有传之后世的大著作。
立德、立功、立言,是胸臆中总在涌动的心潮。
李贽属于最为严重的一位。
早年,这样的抱负,多少还有点积极的进取励志之意;如今年纪一把,行将就木,还在那里害怕自己与草木同腐,这就表明李贽到了晚年,求名的亢奋状态,非但未曾降温,甚至到了近乎谵妄的程度。
他在湖北麻城芝佛院给自己造灵骨塔时,就透出这种神经质。
在《豫约》中嘱咐弟子:“若其真实有高兴至塔前礼拜者,此佛子也,大圣人也。
急宜开门延入,以圣人待之,烹茶而烧好香。
与事佛等,始为相称。”
难得知己,竭诚相待,自是李贽这番话的主旨,但夸张地捧朝拜者为圣为佛,那言外之意,他这个被朝拜者,岂不是更圣更佛的上上人了吗?如此直白的自我期许,正应了清初大学者方以智对他的评论:“专骂好名者,正自家好名之至耳!”
李贽也不讳言:“好名何害?好名乃世间一件好事。”
求名、邀名、造名、醉名,陪伴了这位老爷子一生,成为他推拭不去的痛苦之源。
一直到他下决心割脖子以后,才彻底放下这个沉重的包袱。
据袁小修《李温陵传》,他在气绝之前,曾与这位待诏有段对话:
侍者问曰:“和尚痛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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