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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的折腾（第4页）

泰晤士河口桅杆耸立、船旗飞扬，停泊着世界各地的商船，装卸着万国商贸的货物，这座贸易发达、商业繁荣的大都市，赶上了资本主义的上升期，像烤面包一样迅速膨胀起来。

尤其是公元1588年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后，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下的英国，强大而且富足。

莎士比亚来得正是时候，他很快在剧团找到工作，很快因剧本而大赚英镑。

而伦敦人吃饱喝足以后，就会走进剧场消磨傍晚。

文化消费，本身就是一种商业行为，商业愈发达，文化消费愈盛行，文化消费的高涨，也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兴旺，这充分说明经济实力的提升，势必推动文化艺术的进展和繁荣。

甚至那位不可一世的女王陛下，也成为莎士比亚的忠实粉丝。

于是，莎士比亚征服了伦敦，也征服了世界。

同样，公元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汤显祖弃官遂昌的那年秋天，完成了他的杰作《牡丹亭》，首次演出，盛况空前，造成了一曲《惊梦》、万人空巷的痴狂反响。

时人誉日“京华满城说惊梦”

，“魂兮归来话杜娘”

，谈论《牡丹亭》，品评玉茗堂，成为京师的一种新时尚。

当舞台上杜丽娘魂兮归来，风情万种地唱起“良辰美景奈何天”

时，有多少有情人为之垂泪，又有多少钟情女为之肠断。

在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谈》中，有一篇题名《俞娘》的短文，记叙一位酷嗜《牡丹亭》传奇的少女，叹惜剧中人的命运，十七岁却惋愤而终。

由此看到《牡丹亭》问世以后，由京师而外省，由中原而江汉，家家咏唱，处处弦歌，一时所及，无不披靡，成不可遏止之势。

明朝沈德符说：“《牡丹亭》梦一出，几令《西厢》减价。”

清朝俞用济说：“《牡丹亭》唱彻秋闺，惹多少好儿女为他伤心到死？”

次年，汤显祖作《南柯记》；再次年，《邯郸记》脱稿。

几年间，他的戏剧成就达到了巅峰。

如果说，莎士比亚的成功，是因16世纪英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正处于上升的强盛期，给予他施展才华的最佳时刻；汤显祖的成功，正是赶上了万历年间，由最初的富足富有，到真正的富裕富饶的爆发期，使他得以大显身手。

可以想象，在灯红酒绿、茶楼饭馆、靓男美女、歌场舞榭、声色犬马、三瓦两舍、丝竹管弦、歌舞升平的表面现象后面，颇具规模的资本经济实力，所形成的拥有财富的新兴阶层，在大都市中涌现，然后遍及城乡，已是一个很可观的政治集群。

这个阶层涌动着强烈的消费欲望，其文化需求，和躺在地头上由着太阳晒屁股就心满意足的农民不同，他们渴望着美学价值高一些、文化品位强一些，以市井人物为主体，以城市生活为背景的文学艺术出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变化，盛世有华章，绝代出巨作，汤显祖的《牡丹亭》在这样的文化大潮中，应运而生。

加之当时，不仅有职业剧团，还有家养戏班，甚至文人如屠隆、如张岱，也都拥有自己的家班。

一些名气很大的文人，如王世贞、如徐渭，也都投身戏剧创作。

著《梅花草堂笔谈》的昆山张大复，这位接近于双目失明的文人，他的生活来源并非依靠他写的散文那点菲薄收入，而因为他是剧团的职业编剧，终其一生，写了将近四十部戏，才过上差可遂意的日子。

清朝赵翼所说，万历年间“世运升平，物力丰裕”

。

明朝凌濛初作《拍案惊奇》的书前序中说：“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

物质的满足，必定催熟精神的丰收。

这就是万历年间，一方面是物质生活的普遍富庶，一方面是文化消费之如饥似渴；经济动力推波助澜，上层建筑风生水起。

正如今人樊树志在《晚明史》中的论断：“万历朝堪称有明一代最为繁荣昌盛的一段时光。

正是中国融入世界的时代，中国与全球发生密切关系的时代，中国伴随‘西学东渐’而发生巨变的时代。”

正是在这些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给晚明文化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标榜自我、张扬个性、突出多元、追求佚乐的特性。

于是，在中国历史上，被褒之曰“繁荣昌盛”